對話的前提就是尊重與接納他者的他異性。他者有其不可化約的他異性，反映在對話上，這意味的是要肯認他者的說話能力，並尊重說話著的他者本身。我們習於在對話中把焦點放在他人所已然說出的話語上，以命題化的方式把這些話語固著下來，從而使我們可以在一個穩固的意義系統中去理解這些話語，以進一步去贊同、反駁，或是從中找到蛛絲馬跡以利診斷。在此，說話者的人不見了，只剩下那些被記錄下來的僵固語詞。
但是，真正的對話是：把焦點放在說話的人身上，知道他會繼續說出新的話語，會繼續創造新的意義。當我們這麼做，便是向他者開放，承認他者總有可能說出我們無法預期、不可事先掌握的信息，總會待初步能被簡單地化約到我們既有概念體系中的事物，承認無論他者講出的話語多麼混亂難解，他者總有我們所不理解但其實深具意義的某些面向。
對話精神與其說是一種方法，不如說是一種態度，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存在方式。在一個具有對話精神的世界中，我們不因懼怕失序而力求控制、壓制異議，相反的，我們讓所有看似失序的妄言妄語都可以被表述的機會，而且認真地去聆聽這些話語，相信其中潛藏著既關於他者，也關於這世界的真實奧秘。
對話精神讓未嘗被說出的話可以被說出，讓說出的話被聽見，並要求我們耐心等候尚未說出的話語脫口而出的時刻。如此，在眾生眾聲的複調共鳴中，我們希求所有受苦者都可以藉由他的們話語、帶著他們的肉身而在場，惠臨於我們。
大家共同訂出了一份計畫，並將之交給最初憂心忡忡的社工安娜—她單憑自己的意志是不可能訂出這計畫的，因為一個社工怎麼可能決定案主好友或私人關係中的其他成員該做什麼？或者，專業人士又怎麼可能彼此控制或主導對方？把各方支持聯繫起來才是根本之道。
諸般問題的複雜性超越了公共服務體系的能力所及，因為日常生活是全面性的，但官僚制度卻被劃分為許多單位。………兒童/青年/家庭、老人，以及長期失業者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可是「筒倉體系（silo-system）」卻依據它的工作劃分型態把全面生活切割為幾個片面，以至最後必須跨界去整合被服務對象所需的支援。雖然各自為政的體系善於「處理單一問題」，但在跨界解決問題上幾乎可說缺乏彈性，難以跨越溝通的鴻溝，並對於誰對誰錯或發號施令的權力歸屬彼此相爭不下。這些因素往往把問題「打磨」成了碎片，令服務對話不知如何整合服務項目，已至許多人落入三不管地帶。
對話可被稱為「跨界合作的藝術」。在相關各方想增進彼此瞭解，創造相通的語言、組合資源而互相傾聽之際，是不會有人想要控制別人的。…如要更瞭解活動所遇到的挑戰和所具有的潛力，她們必須跟前線人員和中階管理者對話，並傾聽案主的聲音。她們需要面對難纏的問題，而非想急忙地「馴服」問題。
如我們在第二章討論到的，如果預期得到不好的回應，人們就會遲遲不把憂慮說出來。大家都不想被人看成「控制者」，寧可保持低調並把這種權力派給別人：「等爸爸回來的時候…….」，或者—在專業人士的世界裡—「至少在我跟案主/家人建立更穩固關係、足以讓我能『擔當』更明顯的主控責任之前，應該由警察或社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可能建立一個完全與權力無干的關係。Michel Foucault主張權力關係是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存在於整體社會的所有建制之間、男女之間、家人之間、師生之間、有知識者和無知識者之間……」。如果這是真的，我們是不可能踏出權力關係的，只能心存戒慎：「權力關係的本身沒有好壞之分，但它具有危險性。因此我們必須從各方面來思考如何用最好的方式疏導其力量。」（Michel Foucault，1983）
對話關係也是權力關係，因此我們有必要仔細思考如何用最好的方式疏導其力量。公開面對憂慮、藉鼓勵共同行動來打開主觀觀點的空間並避採改變他人的策略性行動—這些作法也都是在不對等的關係中施展權力，但我們承認並尊重這不對等關係。
當多方參與之情境中的成員為自己和他人定位時，他們同時也為誰要負起控制責任給自己和他人設定了位置，而判定問題即為其中的一個關鍵。
如Bakhtin所說，「被人聽見」已然成為對話關係。在我們的經驗中，無論在專業生涯或日常交往中，「被人聽見」帶來改變。對話性不是為人特設的方法，而世人與人並存的方式（a way of being between people）；它在本質上是種被他人真誠聽見提回應的經驗，可以將自信與能力賦個人。我們甚至想這麼說：在每一個可以為帶來活潑改變的作法中，無論它們是否稱作對話作法，我們都可以找到對話性的本質：接納及尊重他者的他異性，以及被真誠聽見而成為被尊重之他者的可能性。
聲音不就是為了對話而存在的嗎？
表面看來，對話就是對談者在一問一答間彼此交換話語。但實際上對話性的本質是這樣的：對話中並不只有一個從事思考的主體，所有參與對話的人才構成思考主體。在這層意義上，對話與獨白是對立的，因為後者視單一個人為行為引導者。在獨白關係中，說話者參照自己的想法來賦予意義於事物，因而他/她根據自己的個人地圖來判斷每句話的真實性。在對話關係中，說話者與周遭的社會領域相連，無時無刻需要適應在場他人所說的話以及更廣的社會情境，並在說話時為他人的答語保留空間。
在對話中，說話者和對談者開始共同擁有某些字義，正如Voloshinov進一步說到的，這些字義同時屬於說話者和其對話者：「…….字義位於他與其對話者間的界線上，但一部份仍屬於他」。說話者擁有一半字義，另一半則屬於其對話者，因此它永遠是雙方為了某次討論建立起來的東西。
人誕生在對話關係中。雖然並非所有人類自此之後都受到祝福、能與他人建立充滿活力的對話關係，但我們認為所有人類都可求這種原始關係。
有些方法可能較能促進對話，但對話精神是處理人際關係時的一種人生觀、是一種與人並存的方式，因此不能被簡化為方法或技巧。對話是人類用來連結彼此的主要方式；就是透過這樣的連結，我們才能把自己建構為人類。
所有成功的人際工作作法都帶有對話性—被人聽見、被人回應—這個關鍵元素。
對話是我們在生命一開始就學到的東西，或者—更精確地說—我們並未學習它，因為我們生來就能用對話精神回應他人、也能啟動他人的回應。
Bakhtin曾用「複調生命」這一觀念去研究俄國經典長篇小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我們在這些作品中無法確定誰是唯一主角，而且整個故事世界似乎是透過角色間的對話被創造出來，並沒有人預定下步情節該如何發展。角色的話都言之有理，並能建構新的理解。由於創造故事世界的是角色間的對話，作者就不再可能事先決定角色的所為有何意義，而必須跟他所創造的角色們保持對話。
如果仔細觀察複調對談中的那個人，我們看到的不是獨立自主的心靈，而是不斷引動回應和發出回應的心靈。說話的主體或意識攜帶了各種聲音。主體不是我們內在的心理結構，而是我們說話時所發生之事，而這—根據Stiles的看法—就是人類意識產生的方式。
我們的一切經驗都會在我們的體內留下記號，但其中只有極小部分能夠透過口語被敘述出來。在被形塑為語言之時，這些經驗就成了我們生命中不同的聲音；而且，一旦被形塑為語言，這些經驗就不再屬於無意識。
在對話關係中，話語成為了說話者和其對話者共享共有的東西。兩人的分界、她們的相遇之處成為了重點。
被人聽見是人一生中最原始的經驗，其重要性對人的生存來講不亞於呼吸。
開放式對話中的治療目標是要共同創造語言，用來說出原本只能以身體症狀顯示的經歷。
危機是創造新故事的機會：以症狀顯示的經歷可透過故事中聽與了解共同演變，穿上以字句編成的新衣。實際上，傾聽將比提問之過程更為重要。
對話者間的對話節奏實在有賴於停頓和靜默時刻；就是這些時刻使人不僅更能大聲說出自己的想法，也能在聽見自己所言別人所言當中創造自我對話的聲音。生命的對話音樂發生於彼此互應、互相調頻的作為中。要讓人同時能看到自己和別人，這些靜默的調頻時刻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