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的存在和使命是否與人權價值衝突？所謂的保家衛國是否必然涉及暴力？人權價值是否超然一切，至上無高？有什麼能擋在人權價值前面呢？
暴力與色情影像之共同性 挑起暴力慾望和性慾是否是一樣的？
人就是喜歡觀看和創作這類色情影像，例如那些以惡整親友的youtube影片，觀眾暗暗期待看到被惡整者的情緒化反應，達到娛樂效果。
桑塔格透過吳爾芙的《三幾尼》引出了關於戰爭根源的思考，同時隱約點出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常思考這個問題，吳爾芙認為戰爭是男人的遊戲，而屠殺機器也有性別——是雄性的。藉由吳爾芙與一名律師書信的來往，共同談論關於戰爭這件事：「依妳之間，我們如何可以制止戰爭呢？」
在此，桑塔格提醒我們：「然而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之時，絕不能不加思索地把『我們』這個主體視為理所當然。」
「這些震撼人心的照片是瞄準哪一批『我們』呢？這個『我們』不只包括那些對某個弱小國家或無處容身的民族赴死頑抗深表同情的人，還包括了一個更大的群體——那些只在名義上關注別國戰災的人。對那些傾向漠視而不想勞神的特權階層來說，這些照片是令事情變得『真實』。」
「屍骨不存的慘酷照片當然能如吳爾芙所示範的那樣，令反戰的遣辭更加生動迫切，甚至也能按時為那些欠缺戰況經驗的人帶來一點實相。但那些接受現世為四分五裂而戰禍不可避免的人，那些甚至相信有正義之戰這回事的人，他們會回答：『戰爭照片根本無法作為廢除戰爭的證據，除非你認為參戰帶來的犧牲與光榮全無意義、不值欽佩。』戰爭的摧毀力——當然不包括全盤的玉石俱焚，因為那是自殺而非戰爭——本身也無法作為反戰的論據，除非你認為所有暴力都欠缺理據，在任何情況下，暴力都是錯的——錯的原因是，如同西蒙韋伊（Simon Weil）在她那篇談論戰爭的雄渾文章〈伊利亞德，力之詩〉中點出的，暴力令任何參與者都只淪為『物件』。」
香港反送中?
遙遠地，通過攝影這媒體，現代生活提供了無數機會讓人去旁觀及利用——他人的苦痛。暴行的照片可能引導出南轅北轍的反應。有人呼籲和平。有人聲討血債血償。有人因為源源不斷的照片訊息而模糊地察覺有些可怕的事情正在發生。
（探討人類對於受苦受難影像的反應、價值觀）
受苦受難的肖像可說源遠流長。苦難最常表呈為人禍或天譴的產物。（因天然原因而至的人類苦難，像疾病或生育，很少藝術史上得到表呈；至於描繪因意外而招來的苦楚，更是絕無僅有——簡直像這世上沒有因好貨貨無妄之災而來的痛苦這回事似的。）老孔及其二子被巨蟒纏身的塑像、無數耶穌受難的圖畫或塑像，以及基督教諸聖慘酷的殉難百態——這些無疑都是蓄意的觸撫、刺動、指引與示範。觀者可能會悲憫受難者的苦楚——面對諸聖殉道像時，可能會因聖人的信仰與堅毅而受啟發，或自慚形穟——但聖者的命運不容置喙或哀悼。
人對身體受苦之徒華的嗜好似乎與裸體畫一樣強烈。許多世紀以來，在基督教的藝術中，地獄圖似乎饜足了不少觀者的這種雙重快感。
「也許唯一有資格目睹這類真慘實痛的影像的人，是那些有能力舒緩這痛苦的人，像是拍照所在地的戰地醫院的外科醫師——或那些可以從中學習的人。其餘的我們，不論是否刻意如此，都只是窺淫狂罷了。」
「每一次，這類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像都邀請我們做出選擇：成為旁觀者，護把視線移開的膽小鬼。那些有膽瞧下去之人所扮演的觀者角色，經由許多偉麗的描摹苦痛的作品所授予。痛楚是藝術的經典題材，常在畫作中再現為某種景物，讓旁人注視（或忽略）。其不言之喻是：不，痛苦是不能停止的——那些混合了心不在焉與全神貫注的旁觀者，正強調此點。」
愈是在遙遠的異域，我們愈可能看到死傷者的正面影像。於富裕國家的公眾意識內，後殖民非洲只以兩種方式存在：除了其性感的音樂，就是一系列令人難忘的失神大眼的受害者照片….。這類影像具有雙重訊息。一方面顯示了令人震怒的不公，需要大力彌補的痛苦；令方面似乎也證實了，只有那些地方才會發生這類事情。這類隨處可見的照片，以及途中駭怖的災害，只是助長了某種信念：悲劇發生於這些蒙昧、落後——即是貧窮——的地區，是無可避免的。
展出那些膚色棕黑之士在異國遭受虐殺的照片，正繼承了這類娛樂節目的功能，全然無視於我們文化嚴禁展示我方暴力受害者的種種顧慮。因為那些「他人」，即是不是敵人，也只是可供觀看的客體，而不像我們，是能夠觀看別人的主體。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那位求饒活命的塔利班傷兵——其命運無比清晰地刊登在《紐約時報》的照片中——也依樣有妻兒、雙親、兄弟姊妹，他們其中的一員可能有一天會看到這組三聯彩照，看到他們的夫、父、子、而正身遭毒手——也許他們早已看到了。
現代世界的冀盼和道德感中，有這麼一個核心的信念：戰爭是變，雖然難以意指；和平是常，雖然難以達致。這當然跟有史以來人們對戰爭的看法剛好相反：戰爭總是常態，和平才是例外。
若憐憫只是一份味那些不該遭逢不幸之人所發生的情緒，如同亞里斯多德的說法，那麼憐憫確可伴隨一份道德批判。然而在面對滔天災害的不幸之時，憐憫並不是與恐懼自然孿生的情感。憐憫似乎會被恐懼沖淡、轉移，而恐懼（驚懼、恐慌）則總是設法要淹沒憐憫。
藉題材全球化而把淒惶放大，或許能激使人們多一點「關懷」，但也可能令觀者感到人間的苦難太過碩大無朋，太過無法挽回，太過宏偉壯麗，任何地區性的政治干預都無補於事。
對於不安之事——這個例子裡是些令人不快的資訊——人總是有方法應付。人有適應能力，這很正常。人們既然能習慣於現實生活中的恐怖，自然也能習慣於某些影像帶來的驚駭。
然而有些時候，重複暴露於令人震慄、傷感和驚怖的環境之中，未必會吸乾人的滿腔熱血。慣性並非必然，因為影像與現實生活仍遵從不同的法則。譬如對虔誠的教徒來說，耶穌受難圖便不會因年月而變得平庸或不顯眼。
暴行照一方面能說明，一方面也能加強指控。照片略過慘遭遇害的精確數據，只提供一個無法抹滅的樣本。照片的說明功能完全不受見解、成見、狂想，甚或錯誤資料所影響。
所謂集體記憶並非一種回憶，而是某種約定：約定這很重要，關係著某宗事件的來龍去脈，並以某些圖片把這故事緊鎖在我們腦海裡。不同意識形態各自創造了可供佐證的影像檔案庫：代表性的影像綜合了大家認同的重要意念，能挑起意料之中的思想與情感。
人可能因責任感去觀看紀錄暴行兇案的照片。人也可能因責任感去思考觀看這類照片的意義，去思考我們能消化此等照片的能耐。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是尊崇理智及良知而去觀看這些照片。大多表呈暴虐受創之軀體的圖像，都會撩起觀者心中的淫邪趣味。
所有表呈美麗肢體遭受犯侵的影像，都於一定程度上帶有色情（pornographic）的成分。
柏拉圖沒有選擇那些更常見的例子，那些不恰當的或有悖法理的色慾狂情，來闡明理智與慾望的衝突，他似乎毫不質疑我們具有這樣的嗜好——以眼別人的卑辱、痛苦及傷殘。
在討論苦難即暴行照片的效果時，我們當然必須把這卑下本能的暗流考慮進去。
認為影像帶出的悲憫之情，能令——透過辨識特寫鏡頭看到的——遠方的受害者與優哉游哉的觀眾變得天涯若比鄰起來，根本不切實際，徒然掩蓋了我們與權力之間的切實關係。我們感到憐憫，指的是我們感到自己不是釀造災痛者的幫凶。我們宣告了我們的無辜清白，以及我們宛如真切的無能為力感。甚至可以說，不論我們懷抱多少善意，憐憫都是個不恰當，甚或隱含侮辱的反應。把我們對戰爭中偷生的黎民的憐憫挪開吧！不如去反省為何身處於同一張地圖上，我們如此矜貴，他們如此潦倒——我們可能不願意這樣想像下去吧——這種我貴他賤可能是血肉相連的，因為少數人的優裕可以導致許多人的窮愁困擾。對這類自省的歷程，那些令人心痛斷腸的照片只能為我們提供那最初的激發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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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苦楚的照片時無法痌瘝在抱，如親受煎烙，那不是我們的缺憾。當然，照片亦不能補充我們的無知之處，無法提供照片挑選並框出的苦難的根源及其歷史背景這類知識。這些影像最多只是一項邀請：去注意、反省、學習和檢查建制當局如何自圓其說地解釋災難原油的文飾辭令。誰導致照片中的災難？誰要負責任？這可以原宥嗎？這是無可避免的嗎？於今為止的世局中有哪些是我們一直接受但其實應該挑戰的情況呢？這一切質問，連同對道德憤怒的了悟，就如憐憫一般無法訂出一套行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