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無論是以工作為目的的旅行，或偶爾在飛機上為跨國旅行做準備時，我仍會利用機會，全神觀看地圖。此生對地圖的著迷，引領我在工作上把它當成一種隱喻，與為了各種問題、困境來找我諮商的個案對談。當我們一起坐下時，我知道，我們即將踏上一段沒有特定目的地的旅程。我也知道當我們接近目的地時，也將同時踏入其他不同的經驗世界。
從許多地方都顯而易見的是，我知道這些旅途中的冒險，並非在確認已知的事物，而是讓人期待生活中的那些可能性。例如，在治療對話脈絡中，個案會調整他們的目標，做出一開始無法預見的改變。曾有人在治療對話初期，設定要讓自己變得更獨立，卻在對話當中丟棄這個想法，轉而追求更能坦然地接受一段親密關係。曾有一對夫妻原本想化解關係中的各種歧見，但在治療對話中期，轉而希望能夠瞭解並欣賞彼此的不同點。
我在本書中檢視的地圖，就像其他地圖一樣，能作為旅途的指引。不同的是，這段旅程陪伴的對象是遭逢生命困境或問題的人。如同其他地圖，這些地圖能協助我們找到非特定、非事先決定的目的地。再者，書中呈現的地圖，清楚地指出各種不同的路徑，可以引領我們到想去的地方。這些路徑可以系統化，成為經常出現的常客。為了因應需求，我明確展現這些年來用過的地圖，讓我發展出的治療過程更透明。我要強調，無論我們如何看待書中的地圖，它都不是敘事治療實務工作的「權威」或「標準」版指引。
身為這些地圖的創始者，我必須強調，並不是用它們來維持治療對話中的秩序。治療對話不應被定規，我也不會試圖對各種問題的反應方式先做出決定。我知道這些地圖會為我開啟和人們互動的各種可能性，讓他們得以探索自己生命中一向受到忽略的範疇。這為人們指出許多不同途徑，用他們未曾想像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問題和困境。
地圖形塑一段治療的探索之路，人們突然發現自己想以全新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生活，對過去所拋棄的面向重拾好奇心。他們樂於尋求曾被自己忽視的自我認同，偶爾也會以自己對問題的回應而自豪。我相信地圖形塑出治療的探索之路，使治療師的工作與個人生活中發展出的故事都更為豐富，這能成為靈感來源，至少對我而言的確如此。
許多尋求治療的個案相信，他們遇到的問題同時反映出自身或他人的問題，或是他們與別人的關係出了問題。這樣的理解讓他們致力解決問題，卻不幸地總是發現問題更加惡化。這使個案更堅定相信：問題的確反映了某種「事實」—問題一定在於自己、他人或種種關係的本質與特性。簡單地說，人們逐漸相信問題是內在的，自己或他人就是問題所在。這種信念只會讓他們更深陷於原本想要解決的困境中。
外化對話（externalizing conversation）藉由將問題客觀化，為原本將問題視為內化的想法解套。將問題客觀化，使個案能將自己和問題切割：問題就是問題，問題不等於人。在外化對話的脈絡中，問題不再代表人的本質，從困境中脫身也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
P.24 前面談到，許多尋求治療的個案相信他們所遇到的問題，同時反映自身或他人的問題。遇到這種情況時，他們會努力解決問題，最後卻發現問題變得更嚴重。這使他們更堅信，問題確實反映出某種「事實」－問題一定是出在自己、他人或種種關係的本質與特性，問題是內在的，自己或他人就是問題所在。
諷刺的是，這些非常內在的認知（以及因這些認知而引發的行動），一開始主要都和問題的發展有關。建構這些內在認知的習慣性思考主要來自文化現象，所以可以說許多要治療的問題本質上都具備文化屬性。許多思想家曾追溯過這種文化現象的歷史，包括Michel Foucault。我並非想在本章延伸討論Foucault對這種現象的認知發展有何貢獻，我已經在其他作品談落。以一些評論是關於Foucault的貢獻，我想已然足夠。
Foucault從十七世紀中的西方文化回溯這些關於生命與自我認同的內在認知。他提出某部份是以下這些發展的結果：
分離實施、科學化分類以及正常化評斷機制的發展，促成了個體自我認同的客體化。人們生活中所遭遇的許多問題，都成了其人格中不可動搖的「事實」。以專業訓練的背景為例，治療師會指出某人的「病理」或「機能障礙」狀態；把它放到更廣的文化層面來看，個案會無認為自己或他人是天生「能」或「不足」，這種情形並不罕見。
在外化對話中，問題就是問題，不與人劃上等號，這種作法與將個體自我認同客體化的情形完全相反。它將「問題」客體化，和一般文化中將「個體」客體化的作法有所不同。
當問題與人分離，當人們不再受陷於自我認同是唯一的「事實」，不再受陷於對生命的負面認定，對生活困境採許新行動的選擇變成可能。這種將自我認同與問題分離的作法，並不會讓人放棄自己面對問題的責任；相對地，它讓人們更願意去承擔起這份責任。如果問題等於人，除了自我毀滅外，幾乎別無它法。但假設人與問題的關係能被界定得更清楚，如同外化對話的技巧，許多修正這種關係的可能性就會隨之出現。
在外化對話中運用的探索技巧，可以比擬為調查報告書。調查報告書的主要目的是揭露濫用特權的貪污行為。調查報告者並非政治中立，而且他們的調查行動本來就不是要解決問題、改革或與涉嫌濫用特權者展開角力。報告者通常不會在調查中過於投入，他們的行動倒經常反映出一種相對「冷酷」的態度。
為了回應治療師所提出的調查問題，前來諮商的個案也會將自己定位為類似調查報告者的角色。他們藉由這種方式參與揭發問題的特性，它的運作、行為及背後的種種意圖。在此階段不會鼓勵個案將焦點放在如何努力解決問題、改善問題，或和問題直接角力。
例如，某位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前來諮商，第一次會談時，與個案相關的最嚴重問題就浮現出來。這些在日常生活中的問題被視為比較緊迫的經驗，而極少用類似「精神分裂症」的字眼談論。在生活議題中，這些問題或許是較獨特的，被視為個體的失敗或匱乏，或「敵對聲音」（聽覺幻想）所犯下的暴力掌控。就像我遇到的哈洛，他說那個敵對的聲音如何迫使他順從騷擾。這段治療關係所發展出來的外化對話，並不鼓勵個案過去參與敵對聲音。它並不鼓勵哈洛直接面對、馴服或對抗敵對聲音；相對地，這段過程鼓勵哈洛找出它們發聲的方式、描述它們建立統治權所使用的戰術、辨識它們成為權威的策略，以及確認所有事項與意圖，藉此將敵對聲音具象化。
種種揭發惡行的方式都減弱了所感受到的敵對聲音。例如，研究敵對聲音所運用的戰術與策略，便讓它們的力量減弱不少。愈來愈清楚的是，它們所發表的宣言如何形成高度忠誠，接著這些宣言也失去了原有地位，使從未受過質疑的「真理」面臨挑戰。這種拆穿西洋鏡的作法，為個案鋪了一條路，讓他們找出生活中的其他目標、所擁有的其他針對事物，這些在先前都因和敵對聲音不合而受到忽略。
於是空間產生，在當中這些其他的目標與價值更豐富地被知道：其歷史得以被揭露，和這些目標一致的行動計畫也跟著發展。有時這種發展也會提供機會，使人找到支持這些目標的聲音，或找到原來並非同志卻可能是「隱形朋友」的新聲音。根據我的經驗，個案成功修正與聽覺幻想的關係後，就能在生活品質上產生重大的正向成果，並減少精神問題所帶來的破壞。哈洛就是如此，他認為自己修正了與精神分裂聲音的關係，這成為他生命中的轉捩點。
強調前來諮商的個案與問題保持「冷靜」的關係，並非指治療對話應該沒有感情，或將個案從問題的經歷中完全抽離出來。相反地，我發現外化對話經常能協助個案表達出某些以前從沒有機會表達的生活經歷。
在早期外化對話的「冷靜」關係中，個案得以超越問題的「遊戲場」（playing field）；亦即把問題放到非原生的領域。如此一來，他就能體驗到生活受問題破壞的感覺愈來愈少，也開始覺得周遭環境不再有那麼大的壓力。當個案帶來的問題中，包含了重大壓力時，這種結果會顯得更重要。以精神分裂症為例，壓力與病患的遭遇間有著很明顯的關連。事實說明，任何鼓勵「激烈」關係的治療對話—提倡面質那些聲音—會使得病患臣服於醫生的診斷，面對各種經驗時更脆弱。
當外化調查報告的對話發展到某個程度，亦即當個案體驗到自己和問題有所區隔，抑或他們開始讓和問題衝突的意圖與價值發聲時，另一個與問題相關的態度便隨之出現，而且它通常與調查報告者的態度輪替或一起出現。個案會開始行動以降低問題的影響，並追求他們讓為對自己重要的事。
第二階段的態度及隨之而來的行動，是在將問題具象化過程中，運用各種隱喻形塑而成。例如，假若個案認為問題的具象是壓抑的，他就會採取相反的態度，以行動將自己從問題中「解放」出來；如果個案覺得問題是個不公平的角色，他就會採取道德感的態度，並採取行動以修正這種不公平；要是個案將問題看成一個未被告知的角色，那他就會採取教育者的態度，以行動來教育問題應該如何為人們的生活著想。
雖然個案運用各種不同隱喻來代表他們生活中的問題，但在某些研究論文中會假定這些隱喻都在鼓勵個案與問題「對抗」、「戰鬥」，好「消滅」或「打敗」它，這些針對外化對話的批評，利基於他們對外化對話的目的及隱喻的慣例運用有何想法。他們認為這些隱喻使生命與自我認同的父權式交談（patriarchal discourses）再現；激發高度的個人自主意識而有損關係中的生命認知；使人類行為的二元或二選一發展；並讓人們的經驗晦暗不明。雖然這些批評力基於對外化對話的誤解，但我相信考慮這些事仍是重要的。身為治療師，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談話及思想負責。我們擔負著獨特的責任，必須考量自己是否會不智地促成各種形式的生活及自我認同，使個案失去多元的生活方式，或無意中串連起地方文化的權力關係。不斷質疑自己在治療對話中所支持的隱喻，也是這獨特責任的一部份。
引介「對抗」、「戰鬥」等隱喻，或為它們排序，同樣可能帶來危險。如果外化對話中的隱喻，將「成功」侷限在消滅或打敗問題，那麼當個案發現問題再度浮現實，他/她或許會認為這是個人的失敗。這可能嚴重打擊個案想修正與問題關係的精神。如何在外化對話中選擇隱喻相當重要，所以我將以更多篇幅探討這議題。
隱喻相當重要。所有發展外化對話時所使用的隱喻，都是從能夠激發生命與自我認同的特殊談話中借來的。這些對話影響人們解決問題時所採取的行動，也可以說這些對話形塑了生活的點滴。為了回應外化技巧鼓勵人們投入戰鬥以消滅問題的批評，最近我檢視了自己過去二十年來以這個主題所撰寫的文章。在檢視過程中，我發現只有在其中一篇曾使用到對抗及戰鬥的隱喻。那是我第一篇以外化對話為主題的文章，內容除了呈現「對抗」、「戰鬥」 等隱喻，也出現了其他不同角度的隱喻。檢視這篇文章的同時，我也列出一些隱喻，是人們在修正與問題的關係而決定採取行動時所用到的，我也列出這些隱喻明確的來源。包括：
從問題中走出來、問題被遮掩、驅逐問題、向問題提出罷工、對問題水土不服、將自己和問題分開、反抗問題的要求、剝奪問題的力量、對問題的影響提出異議、教育問題、逃離問題或從問題中解放、從問題中恢復或回收屬於自己的生命領土、削去問題的根基、減少問題的影響力、婉謝或拒絕問題所提出的合作邀請、離開問題的範圍、投入改造問題的行動、從問題所投射的陰影中走出來、減少問題對生活的掌控、從問題中重新奪回生活、向問題的服務辭職、從問題中搶救自己的生活、從問題中東山再起、馴服問題
雖然我對於運用敵對式隱喻，及建構所有描述問題的隱喻都提出質疑，但並無意表示這些隱喻和下結論的技巧永遠都不適用。有時個案帶著強烈意識而來，認為自己正為生存而戰。對這些人來說，戰鬥與競爭的隱喻及為問題下結論最為適用。至少治療開始時如此。這些個案經常順從各種形式的虐待與利用，我一直都知道戰鬥心態的發展與行動，對他們的生存來說至為關鍵。
在此情況下，我認可這種心態的重要性。對於他們認為這些行動的本質能確保自己的生存，我也表達肯定，並一起探索由這種隱喻形塑成的進一步行動。不過我不會主動引介戰鬥隱喻，也不會帶頭對問題做出結論。個案若偏好單一戰鬥隱喻，我會保持警覺，注意是否有其他隱喻可用來描述行動或計畫，以修正個案與問題的關係。對其他隱喻的浮現保持警覺，能讓焦點逐漸從「戰鬥」轉移到其他事物。將隱喻的焦點單一放在戰鬥隱喻，會很容易我先前提到的危機：形成「堡壘心態」（fortress mentality），增加受傷的體驗；長久下來會出現疲累感，個人的力量也會不斷減少。
人們尋求治療師諮商，他們訴說故事；訴說促使他們前來的問題或困境的歷史，他們也會說明什麼讓他們決定尋求支援。在此過程中，個案依據主題或情節，透過時間順序排列自己的生活事件。這些主題經常反映出失落、衰敗、無能、無望或價值缺乏的同時，個案會按照慣例，參考故事裡的人物或主角。他們會和治療師分享結論，一是這些人物或主角的身份，再者是這些角色的動機、目的以及個人特質。重寫對話（re-authoring conversation）邀請個案繼續發展並訴說生活的故事，也幫助個案納入某些較被忽略卻具有潛在重要性的事件與經驗，這些事件與經驗不在主要故事線裡，它們可被視為「特殊意義事件」或「例外」。
為重寫對話提供契機的正是這些事件與經驗。它們提供另類故事線的切入點，而這些故事線在對話一開始很少被看見。治療師促成這些另類故事線發展的方式是導入某些問題，這些問題有的鼓勵個案再現他們的生活經驗，伸展心智；有些鍛鍊他們的想像力，或運用創造意義的對策。個案會開始好奇並著迷於先前所忽略的生活層面或人際關係，隨著對話進行，這些另類故事線愈來愈明顯，並以過去為基礎，成為重大的經驗。此外也為個案提供基礎，在因應問題或困境時產生新的想法或作法。
由於我對敘事隱喻與創造意義的活動都有興趣，所以深受這種將故事結構詮釋成雙重藍圖的概念吸引。我對敘事隱喻的興趣立基於一種假定：人們藉由將生活中各種事件的經驗放進可解讀的架構中，並賦予這些經驗意義。我的結論是，敘事結構提供了主要的解讀架構，在每天生活中進行創造意義的活動。這種假定和一種前提相關，就是我們和其他人交換生活故事時，也建構了自我認同。行動藍圖與意識藍圖的概念，為人們在敘事架構脈絡中如何參與意義的創造，帶來獨特的認知。
我從文學理論中借用雙重藍圖的概念，並非要指出生活是單純的文本。但我就像許多人一樣，確實相信我們能在文學性文本的結構與每天在生活中創造意義之間，畫出平行線。行動藍圖與意識藍圖的概念，似乎與我們理解人們在生活中創造意義的活動、建構個人敘事以及透過每天生活的行動所構成的自我認同有所關聯。再者，這些概念似乎與治療任務特別相關，因為我相信治療就是關於個人敘事的再開發，以及自我認同的重新建構。
重組會員對話（re-membering conversations）是由以下概念所形成：自我認同立基於「與生活的關聯性」，而非以自己為核心。具生活關聯性的組成成員，是一個人過去、現在與計畫的未來中重要的形象與身份，對建構個人自我認同來說，極具影響力。重組會員對話提供個案機會，重新修正與生活相關的組成成員：提升或貶抑某些組成成員的地位；重視或廢除某些組成成員；為對個人自我認同重要的聲音賦予正當性，或因不重要而撤邀其會員資格。
重組會員對話不單是被動蒐集，而且是有目的地再投入自己的各種經歷與關係，找出對自己重要的形象，及個人現在與計畫的未來中的自我認同。形象的識別與自我認同，在人們生活中有許多被重組的可能性。這些形象的識別與自我認同不須要在實際生活中真的認識，就能成為重組會員對話的重要成員。例如，它們可能是重要著作的作者，或電影、漫畫裡的人物。這些形象或自我認同也不一定是人類，可以是童年時期的填充玩具或喜愛的寵物。
重組會員定義所喚起的，是將人生和自我認同視為一種組織或俱樂部的意向。這種生命組織的成員，是由當事人經歷中的重要角色所組成，也包含當事人在當下狀態的自我認同，對於思考他/她如何建構自己的自我認同，是相當有影響力的聲音。重組會員對話讓人們有機會修正生命組織裡的成員，提供重新建構個人自我認同的開端。
在治療療程中置入定義式儀式（definitional ceremonies），可以為豐富的故事提供發展脈絡。定義式儀式認可個案的生活，並加以「重新分類」。這與當代文化中的許多儀式，評斷人們的生活並使其降級，二者形成對比。在許多被降級的儀式中，都以社會所建構的基準，度量個案的生活。個案因而被評為不當的、沒有能力的、脫序的，並常在自我認同上失敗。定意識儀式提供人們選擇的機會，在仔細選擇過的局外見證人（outsider witnesses）面前訴說或展現自己的生活故事。局外見證人會依據特定的認知慣例，以重述的方式回應這些故事。局外見證人的回應，並非依據當代的正向回饋（給予肯定、指出正面之處、恭賀式的回應等等），也不是依據專業評估與詮釋。局外見證人的角色不是要形成意見、給予建議、做出宣示或引介道德或訓誡故事。相對地，局外見證人投入對話的方式，是道出吸引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內容所喚起的意象、與這些故事呼應的個人經驗，以及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如何受這些故事所觸動。局外見證人的重述，有利地重現個案重視的生活方式，並給予高度認可。此外，個案透過重述，體驗自己的生活能夠和他人共享及珍視的主題搭上線，這讓個案面對生存的對抗策略更為強大。
文化人類學家Meyerhoff的著作，讓我們能更完整地理解聽眾貢獻的重要性。她對於「定義式儀式」在自我認同計畫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鼓勵我們更深入地探索與發展在治療對話中加入聽眾的選項，並研究哪種聽眾回應的類型最能促成豐富的故事發展，以及讓個案生活中的美好發展具有持久性與延展性。Meyerhoff在描述定義式儀式時，提供了一項來自洛杉磯凡尼斯以年長者為主的猶太社區之報告。這個社區是她在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工作焦點。
這個社區裡的許多猶太長者在二十世紀初期都還是嬰兒或兒童，他們離開東歐小村鎮，移民到北美。晚年退休後，他們受到南加州和氣候的吸引。那裡的氣候對他們的健康有益，而凡尼斯這個洛杉磯的海濱公國，當地房價並不貴。這些猶太長者中，許多在滅絕猶太人的行動中失去了大家庭中的其他，他們活得比自己的孩子還久，因此變得孤伶伶的。他們感受到被更廣大的社區、直接的人際網絡以及自己所忽視，心中充滿不確定感。
這些猶太長者得到一位有才能且高度投入的社區組織幹事Maurie Rosen協助，在凡尼斯建立起社群意識（sense of community）。在社群脈絡中，存在感得以恢復，並更有活力。在所有使存在感恢復並更有活力的機制中，定義式儀式扮演著主要的角色。「定義式儀式」一開始是Meyerhoff用來描述討論會的詞彙，社區成員受到召集而有機會論述再論述、上演再上演他們的生活故事。在討論會中，猶太長者有機會在社區成員，以及受邀參與的外來者面前，重新展現自我。
「當文化被分割且嚴重混亂時，可能很難找到適當的聽眾。沒有自然的情境，只能創造人為的情境。我稱這類活動為『定義式儀式』，我知道它屬於集體的自我定義，特別是想像唯一的聽眾表明其詮釋。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攫取後者，讓他們透過成員們的角度，看見他們所理解的群體史實。社會邊緣人、被鄙棄與忽視的族群，以及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說的『被污名化』的個體，會適時地尋求機會，以自己內心所詮釋的樣子出現在他人面前。」（Meyerhoff, 1982）
這類定義式儀式為降低此社群人們經歷孤立的影響，以及孤立所帶來的被忽視感提供解藥。Meyerhoff在強調定義式儀式的角色時主張：
「定義式儀式處理的是忽視與邊緣化的問題；這種策略提供機會讓人們被看見，依自己的意思累積個人價值、重要性與存在的見證。」
參與定義式儀式，孕育出一種有關生活的社會思潮，重心在於自我認同的「輕薄」定論，替換成「厚重」的定論－對這個社區的人們來說，生活就是認同計畫。這些認同計畫的特徵是依的自覺意識（self-reflexive consciousness）。在此意識中，社群成員意識到自己的參與對自己與他人認同的持續建構有關聯。在此意識中，他們察覺到自己對生活的成果有形塑作用。在此意識中，他們會「假定自己有責任創造自我，但仍要維持自己的真實與完整感」。這使得社群成員更可能涉入形塑生活，而且進行的方式是能夠不與所珍視的事物發生衝突。
Meyerhoff讓人們注意到這種現象的異常本質： 「有時候環境會協助某個世代產生尖銳的自我意識，然後他們會在自己的歷史中扮演積極的參與者，為自我提供銳利、強烈的定義，以及對自我命運、過去與未來的解釋。接著他們變成自己編寫劇本的歷史劇中的老練演員，而非他人研究中的研究對象。他們『製造』自我，有時甚至『扮演自我』，因為在某些特定場合中的特定對象面前，有時無可避免或自動地就會這麼做。」
在實務治療中，定義式儀式被區隔為三個清楚的階段：
首先，重點是表達（expression）。我會請妳找出並談論最吸引妳的部分：什麼抓住妳的注意力，或捕捉了妳的想像。這些段我會特別留意你如何表達你對個案價值觀的理解。這類表達可能是特定的字詞、片語或特別的心情與情緒。在表達你最受吸引的部分時，你會說明你對個案的生活有特別、與眾不同的興趣—不是一般對他人的興趣，或普遍的興趣。把焦點放在個案的特定表達，會讓妳的重述更精確。
第二，重點是意象（image）。我會要你描述在聆聽時心理出現的意象—被吸引妳的部分所召喚出來的意象。這些意向可能以個案生活中某些特定隱喻的形式出現，或關於個案認同或人際關係的心智圖像。或者它們會以你從個案生活中所衍生的「感受」形式出現。在你描述之後，我會鼓勵你審視這些隱喻和心智圖像，如何反映個案的目標、價值、信念、希望、熱情、夢想以及承諾—關於個案的生活目的，與他所依循的價值。這時我會問你一些問題，以強調這些意象如何道出個案的生活和認同：我不會要求你為這件事定做出任何無法動搖的結論。
第三，重點是個人的共鳴（resonance）。 我會鼓勵你說出為何如此受到這些表達的吸引，特別著重在你如何理解這些表達觸動了妳的個人經歷。在妳的生活經驗脈絡中，將妳的興趣放在個案的表達中，這種興趣就成了我所謂的「被具體化的興趣」（embodied interest），而非「脫離現實的興趣」（disembodied interest）。換言之，妳的興趣會很清楚地被定位為個人的興趣，而非學術上的興趣；是讓妳讓你投入充滿生命力的興趣，而非疏離、沒有參與感的興趣。對你來說，這時最相關的是說出這些表達如何為你的過往點了一盞燈，照亮一些回憶。專業訓練可以納入與他人進行治療對話的經驗。
第四，重點是移轉（transport）。我會邀請妳找出並談論你如何因為見證這些生活故事而受到感動。當觀眾面對一齣有關他人生活的戲劇，很難不受感動，在這裡的「感動」是廣義的名詞。或許它會讓妳思考這個經驗帶你到哪些地方，而那是如果你從事園藝或購物時不會到達的地方。這能協助你為我的問題做準備，想想這段經驗把妳的想法帶到什麼地方，包括反思自己的存在、理解自己的生命，或對生命有更整體的觀感。或者這段經驗讓妳思考你與自己生命中的對象可能會有何種對話；或關於你對生活與人際關係所遭遇的困境，可以採取何種行動。這種認可就像在回顧你自己的生命如何被觸動，你見證了此人的表達，並有機會回應之後，變成不同於以往的自己。
談到感動時，局外見證人或許會用「貶抑自我」的回應方式。例如：「聽到喬安所經歷的一切，還有她的努力，我明白在處理自己的遭遇時，都不如她做得好。喬安真的比我好太多了。」「貶抑自我」在這裡代表的是，為了提升此個體的生命價值，而削弱另一個體的生命價值。這通常是無用的，因為會導向一種被誤解的感覺，以及共享價值被侵蝕。貶抑自我的另一種危險是讓定義式儀式當事人建構出英雄式的自我認同，儘管這在當代文化中已變得相當普遍，但可能會使被解釋成英雄的個案變得孤立、與人疏離。
定義式儀式的安排架構，在第一階段開始的對話，經常是讓個案為某些受忽略的生命事件賦予意義，凸顯正向次要故事線的軌跡。當個案在重述中位於聽眾席時，局外見證人通常會有足夠的材料作為回應的基礎。在這個時機點，許多局外見證人會回應故事中與正向次要故事線有關的部分。但有時候，局外見證人會受到沮喪、悲痛等痛苦情緒的牽引。在此情況下，治療師必須問些問題，引出被掩蓋在痛苦中的價值、期望、夢想等。例如：若局外見證人受到痛苦情緒的牽引，可以鼓勵他們思考這如何作為個案重視哪些事的證明。若局外見證人受絕望態度的牽引，可以鼓勵他們思考這如何反映個案對生命所抱持的希望與夢想。若牽引局外見證人的是對個人生命空虛的哀嘆，就可以鼓勵他們思考這暗示個案獲得個人親密感的話，哪些事情是重要的。
這項研究立基於Derrida的思想。雖然德希達的焦點是文本的解構，但我發現他的論點在治療對話脈絡中派得上用場。德希達的基本論點是字、詞或句子的意義，會隨著圍繞它的字、詞或句子而定，我們只能根據差異與上下文去斷定其意義。在治療脈絡中，這表示為了表達生命的經驗，個案必須從對比的經驗中發現該經驗的意義。例如，想表達絕望時，必須找到另一段不絕望的經驗；例如，一段被定義為有希望的經驗。想表達痛苦時，必須找到一段能讀到生命價值，或能代表珍視事物的經驗。所以，痛苦或許成為個案珍愛事物被褻瀆的證明，而持續的憂傷或許被視為某人即使面對阻力，仍要維繫重要關係的代價。
生命的豐富在於生活的體驗，但我們很少為這些體驗賦予意義。被認為有意義的生活體驗，都位於已知或熟悉的故事線上，它們是經過高度挑選的。日常生活中難以計算的體驗，大多從我們的意識螢幕上一閃即逝，進入過往的真空地帶。許多這類經驗會「被淘汰」於主要故事情節與主題之外，不被紀錄，也不被賦予意義。但這些被淘汰的經驗，可能具有潛在的重要性，在適當情境中可被視為「特殊意義事件」（unique outcomes）或「例外」（exeption）。便是這類被淘汰的經驗，能為發展多元故事線開啟入口。
突顯特殊意義事件的對話要求治療師參與時要離開治療的中心位置，將作者身份還予個案。這些對話幫助個案找回那些獨特卻被淘汰的經驗之重要性，協助他們反思這些經驗並予以具象化。這對個案來說十分新奇。長久以來，他們只是被動接受既定的意義，由他人決定自己的生活該如何發展。和其他技巧相比，突顯特殊意義事件的對話讓個案有機會為自己的生活目標發聲，根據自己的價值發展出更強烈的生命熟悉感。就如同提供跳板，讓他們準備好行動來面對問題及困境。
在敘事對話中，彼得走出麻煩所採取的行動，被解讀為「特殊意義事件」（unique outcome）或「例外」。我所使用的「特殊意義事件」一詞取自Erving Goffman，他的定義是將經驗組織成「任何人生命課題中的社交要素……特殊意義事件受到忽略，儘管此類事件經過時間變化，是彼此獨立發聲的，但對社會不同範疇的成員來說，它們都是基本且普遍的」。彼得走出麻煩的這種特殊意義事件能被歸類為「開創行動」。如同其他特殊意義事件一樣，這類突破性舉動都曾出現在個案生活中，只不過大都被忽略而就此遺忘。我的感覺是，當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七的開創行動被封存起來，亦即百分之三的開創行動得以留存時，就能夠擁有美好的生活，期待有品質的生活。但當生活中百分之九十八的開創行動不見了，只有百分之二留存時，人們就只能期待生活品質會相對匱乏。導致的結論是，身為治療師，面對尋求治療問題與困境的個案，我們的角色應該是為那百分之一的開創行動解套。
在諮商中，當情況明顯發展到可成為特殊意義事件時，我的習慣是探索可選擇的事件，讓它們更有份量，並為此提供對話基礎，讓個案得以辨識，並進一步發展他們所欲的生命意圖及核心價值。在為特殊異議事件命名，以及思考這些特殊意義事件如何反映生命意圖及價值之間，有著關鍵性的鴻溝。治療師的工作，就是協助個案為此鴻溝搭橋。
評估性問題就如同確認性問題，常從評論開始。這些評論作為「前言」，提供反思的空間，讓個案對這些問題發展回應。就如第一章所討論，我強烈相信必須在治療對話中重啟「為什麼」的問題。例如，彼得正是為了回應「為什麼」的問題，才會表現出影響自己生命的渴望。「為什麼」的問題為個案開啟空間，為進一步的意圖性理解與核心價值發聲。為了回應「為什麼」的問題，楚蒂也才會表現出她認為個人擁有管理自己生活的「權利」是重要的，而這點在稍後的治療對話中，在彼得身上有更深入的發展。人是由生命中各種意圖定義而成，而界定這種志向、符合其價值描述，構成了彼得的自我認同結論。而這與主要故事線相關、原來所熟知的負面定論相互衝突。
理解生命及核心價值的意圖，能為重寫對話提供入口，促成多元的故事發展。例如，在第四階段的探索中展現理解之後，個案可能受邀反思、重新評估生命中哪些事件能證實這些理解的相關性及適切性。
當人們遭遇，生活難以繼續時，會找治療師諮商。在此情況下，他們經常採取熟知的作法，努力指出自己的困境與問題；他們對生活及人際關係所抱持的種種熟悉結論，或對生活的習慣性認知，總是與他們投入的行動有緊密關係。對生活的熟知，以及認為生活有何可能性，兩者之間，此鴻溝可被視為「潛在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對話的夥伴關係能帶領個案越過此區域，而這種夥伴關係提供必要的鷹架（scaffolding）以達到效果。也可以說，「鷹架」提供個案機會，以容易掌控的步驟跨越這個區域往前邁進。在實務治療脈絡中，治療師扮演重要的角色，為潛在發展區搭建鷹架，也招募其他人一起參與。這種搭建鷹架的技巧，使個案得以逐漸與熟知的事物拉開距離，邁向更多新的可能性。
在穿越熟知事物與嶄新可能的鴻溝時，個案體驗到一種新發現的個人主權：能掌握自己生命的感覺，依照自己的目標訂立生命路徑；而其中種種方法，都由個人對生命與生活技能的認知形塑而成。
當人們為了存在已久的困境和問題找治療師諮商時，他們經常表示主要的挫敗來自於自己的一切努力付諸流水。對某些人來說，這種沮喪非常強烈。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盡了最大努力想解決問題，最後卻只是讓事情更複雜。在此情況下，個案大多會嚴厲責怪自己缺少遠見與智慧，無法找出自己解決問題的方式有何不妥，也無法預料事情的發展會更趨複雜。
在此情形下，個案常會責怪自己的不足與無能。尋求治療師協助，也只是證實了自己能力不足，因為那只是更進一步確認別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自己卻無法做到；亦即獨當一面，理出哪些事會密切影響一個人的生活，並能夠依據自己所重視的價值去形塑生活方式。
對佩蒂拉來說，這類結論牢不可破，而她也陷入絕望感與宿命論中。她逐漸確定自己的未來不過是複製目前這種令人不滿意的生活。即便如此，她仍抱持著為自己得生活做些事「應該很簡單」的態度。
這裡出現的問題是：真的這麼簡單嗎？擁有佩蒂拉哀嘆自己所缺乏的遠見與智慧，是簡單的事嗎？在自己的生命中達成重大的責任，是簡單的事嗎？成功採取自主、獨立的行動，指出自己的生命困境，是簡單的事嗎？再者，依據自己所重視的價值，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簡單的事嗎？
在專業文化中，上述問題的答案通嘗試：「對，只要經過正常的發展演變，我們都能期待人們擁有洞察自身環境的能力，為與自己生命中息息相關的事情負起責任，能夠成功採取自主、獨立的行動，指出自己的生命困境，依據自己所重視的價值形塑生活方式。」
如果問及為什麼許多人做不到？回答大多是：「無法做到這些就是失能的徵兆，很明顯地，她/他無法抽象地反省、思考自己的生活，無法理解自己行為的後果，依賴他人為自己解決問題，並在形塑自己的生活方式時遭遇失敗。這種失能經常以精神病理學為根本。」
無論如何，那真的不簡單。事實上，這些關於失能與精神病理學的觀點，模糊了人類行為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大都源於人們生活中的真實情境。例如，許多人發現展現個人動力與負責行動的途徑十分有限，因為他們順從於自身文化中的「傳統權力關係」，包括若是、種族、性別、異性戀主義、文化及族群等群力關係。
這類權力關係經常成為人們必須體驗挫敗的重要因素，他們努力依照自己中是得價值形塑生活方式，卻徒勞無功，進而導致自己不完整、不適當的結論。如此情況下，重要的是個案要有機會徹底認清這些權力關係就是對自我認同產生負面經驗及結論的背景脈絡。同樣重要的是，個案要有機會質疑個人主權與責任行動的一般性定義。因為在這些傳統權力的關係脈絡中，被視為反映個人主權與責任行動的舉動，總是建立在權力的基礎上。
在考量個案的不足、不適當及個人挫敗的經驗時，理解「現代權力」的運作與傳統權力的對比是很重要的。在現代權力系統中，社會控制透過生活與自我認同的規範建構，藉由激勵個案投入自身與他人的生活運作，讓他們的行為與思想能和這些規範達成平衡。因此現代權力被視為「正常化評斷」（normalizing judgement）系統。「自主、獨立行動」真正的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名符其實」或「合格」的意涵－穩固地建立在建構完成的規範上，而無法複製這些規範的人們，救護在自己或他人眼中，被歸類為「失敗者」。
許多當代西方文化中的規範，崇尚成功的個人特質，以「封裝自我」為其主要特色。這種概念強調自主和獨立的形式，具有沉著冷靜、自足、自立更聲、自我激勵及自我實現等特點。儘管人們努力複製這些成功人格特質的規範，但大多數人都曾秘密地認知自己並不像每天在別人眼中那樣地「和諧」。對許多人來說，這種落差使他們得到自我不足與缺乏的結論。當情況如此時，個案必須有機會把個人的失敗經驗放在這種正常化評斷的脈絡中，並找到支持的力量，以推翻這類現代力量的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