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圖從關係和發展的脈絡來理解一個人的心理困擾與問題行為，並從系統脈絡中尋求解決之道，是家庭治療師的思維，也就是所謂的「系統思維」。系統思維使得協助一個人改變的途徑更多元，不再侷限於個人身上。
「一個人和其他人密切相關」這個概念並不難理解，許多人也都會同意，但對心理治療師來說，要培養出能使用這種視框的能力與敏感度，需要些時間與訓練。所以系統觀點並不只是選擇一個觀點，而是需要培養的一種能力。經過這些年的工作與教學心得，我們對家庭治療最簡約的定義如下：
合唱是「整體大於各部分總和」的一個好例子。一個人獨唱和兩人合唱聽起來不一樣，兩人合音聽起來和三部合音感受又截然不同。如果聽布農族的八部合音，不再聽到八個音部了，聽到的是一個新的聲音，超越八種聲音分別出現所能達到的效果，聽到的是音樂，音樂帶出一種新品質，例如和諧、溫柔或幽雅，與單音符的加總截然不同。也就是說，當個體組成系統，會出現新東西。系統理論的精神，在批判實證科學習慣採用的化約式分析，也就是將複雜系統拆解成小單位，分別研究其估能。Bertalanffy提醒我們，瞭解所有小單位的各自功能，不代表能瞭解系統如何運作，因為系統「會出現新東西」。
相互性(reciprocity)就是意識到對方與自己必然的關聯性，也知道自己對他人有影響力。
家庭治療師的任務，就是透過抽絲剝繭的探詢，幫助家人瞭解，承認彼此的關連性，進而產生影響彼此、幫助彼此改變的希望感與方向感。到某個程度，家庭治療師對人際相互性深信不疑，以致於在探詢時可以直搗黃龍地問關於相互性的問題，而彼此牽連的關係自然立即顯現。
每當有人告狀，說某人做了一件令人髮指的行為，家庭治療師的思考就是，那這件行為何身邊重要他人的關連是什麼？如果學生上課嗆老師，那老師做了什麼讓學生要嗆聲？學生嗆了以後，當時老師如何反應？如何處理？其他同學的反應是什麼？
家庭治療師如果花些時間深思（meditate）人際相互性，對於培養關係動力的敏感度會很有幫助。您會發現，小至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在進入電梯的一剎那，彼此站立的位置立刻巧妙地互相影響（參考《The Hidden Dimension》一書中的「人際距離學」（proxemics）概念）；大至朝夕相處、血濃於水的親人，當一位媽媽憂鬱到想自殺，相依為命的孩子也竟然表示自己不想活了。
人際相互性還可以細分為互補與競爭兩種。互補（complementarity）是狀似對立，實則相生相容。通常，一個吝於表達愛意的先生，總有一個喜歡聽甜言蜜語的太太；先生愈是吝於表達，太太愈想逼問先生到底愛不愛她，既然太太總會主動追問，先生也就不必自己開口。這就是伴侶互動中有名的「追逃模式」（pursuer-distancer）。
互補不一定是問題。兩性之間一邊愈陽剛，另一邊就愈溫柔。男人在女人面前特別想展示自己強壯的一面；女人在男人身邊特別小鳥依人、希望被疼愛。互補使得彼此互相吸引，互相滿足對方的需求，可以是一件美事。老子認為互補是世間所有關係的基本原理。《道德經》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競爭是另一種常見的兩人關係。競爭產生張力，使人穿猛力量，蓄勢待發準備放手一搏。人的肌肉控制（例如手臂）需要一緊一鬆的拮抗張力（muscle tone），沒有適當的肌肉張力，手臂就沒辦法靈活，有利地運作。在學術圈或工作團隊之間，良性的意見競爭會使得工作士氣更高、成果表現更好。但是因為華人文化崇尚人際和諧，所以我們嘴巴上說不喜歡吵架，可是一旦感覺對方造成威脅，往往不知不覺在第一時間加以反擊。雖然競爭不一定不好，在會談室中，我們要處理的是惡性競爭－也就是兩個人鬥得你死我活的狀態，誰也不肯先讓步，使關係陷入僵局。
表面上看來，競爭似乎為了搶奪有限資源，不過一旦變成習慣，什麼事情都可以爭得臉紅氣喘。….競爭很難完全避免，秘訣在於超越。一個人如果能自我肯定，不受外在動搖，面對競爭比較容易跳脫出來，像高球球后曾雅妮一樣「享受比賽過程 」。一旦發現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競爭心態，緊張與對立已造成破壞而非建設，那麼即時抽身，停止惡性競爭，會是有智慧的一步。
發生問題時，人的自然反應是問：「為什麼？」因為「事出必有因」，相信知道問題的原因就能找到解決辦法。在和人有關的問題上，找原因常容易必成找一個指責的對象，所以家庭治療師經常遇到全家人一致認為其中一名成為「就是問題所在」，斬釘截鐵地告訴治療師：「他懶惰、不上學」、「她脾氣壞、愛罵人」，「只要他/她改，一切就恢復正常了」。這是線性因果觀。
系統觀點相信循環因果（circular causlatiy），也就是事事互為因果，且彼此來回影響，生生不息。
一個在學校愛發脾氣、常起衝突的學生，如果碰到一個重權威、用處罰壓制來處理學生行為的老師，很可能讓學生心理不服，對老師產生成見，使得他下次在學校發脾氣、與同學和老師起衝突的機會更高，情緒起伏也更激烈，使得老師更認定這學生「有問題、不受教」，因而對學生的態度更加負面，處理必然也更加嚴厲。如此學生情緒激動和老師處理方法互為影響，對立程度愈演愈烈。究竟「學生脾氣不好」或「老師處理不好」，何者才是師生衝突最重要的原因呢？
家庭治療師的回答是：就像雞生蛋、蛋生雞的命題一樣，何者為因已經不重要，學生的情緒和老師的處理可說「互為因果」，任何一方改變，系統都會朝向截然不同的結果發展。
就像互補與競爭，循環因果也有極化的趨勢，使得原來行為的程度愈演愈烈。
當這個循環是正面的良性循環時，情況會愈來愈好。一早起床和家人有說有笑，心情自然愉快，出門碰到鄰居仍笑臉迎人，鄰居必然也笑臉以報，使得心情更加輕鬆，到了辦公室見到同事，自然熱情招呼，同事當然也報以友善回應，於是就形成了一個正面的人際迴路，彼此都愈來愈愉快。
反之亦然。如果老師認定學生不服管教、冥頑不靈，強烈建議家長帶學生就醫，或交付學務處依校規懲處，學生可能就此戴上「憂鬱症」或「不良學生」標籤，服藥、記過，讓老師更加認定學生有問題，更有理由放棄學生。而被老師放棄的學生，自然更容易受同學排擠，甚至自我放棄，使得他的行為更肆無忌憚，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迴路。
小學時期許多人有共同的回憶：在兩人共享的長課桌上，畫出一條堡壘分明的「楚河漢界」，宣示彼此的勢力範圍，以豎立一種心理上的自主性。隨著時代變遷，這條線從粉筆畫、小刀割，變成立可白或膠帶，然而界限對人際領域的意義，並未隨時空轉換而消失。
界限（boundary），區別自己與他人的領域，釐清人我關係中的規則，無論是在課桌上，或是在人們的心中。
在客體關係理論中，界限在人出生那一刻便逐漸形成。皮膚被視為一個人內在與外界分野的「界限膜」，界限外的環境會刺激嬰兒的知覺，形成對外在世界的理解，進而發展出「自我感」。而在所有外在環境中，家庭經驗扮演關鍵的角色，讓嬰兒學會與他人相處的規則，並從中發展出自我價值與自尊。
Minuchin用光譜的概念來描述人際距離的屬性。光譜的兩端分別是兩種極端僵化的人際形式：一端為「疏離」（disengagement），代表自我和他人間的區別涇渭分明，保護了自我的領域，卻容易讓對方感覺冷漠、有距離。另一端為「糾結」（enmeshment），兩人距離親近黏密，形成兩人一體的共生狀態。但往往也失去自主與自由。Murray Bowen深入觀察家庭，發現家人之間同時存在兩股動力：「家庭凝聚」與「追求自主」，也就是「合」與「離」。既想合又想離結果往往造成許多內心與人際間的衝突。
意義本身是一種建構的產物，深受每個人獨特的經驗背景影響，所以一句話說出來，每個人都可能聽見不同的意思。
依附關係值得我們重視的原因之一在於：它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特質。這些在一歲嬰兒身上觀察到的不同依附型態，到學齡期有八成以上維持原狀，到成年後仍有七成以上維持不變。也就是說安全依附的嬰兒成年後很可能成為安全依附的伴侶，而不安全依附的嬰兒，長大後在伴侶關係中也容易感到不安全。若經歷關係上的重大壓力事件，例如父母離異、父母死亡、父母或孩子本身遭遇重大疾病，有三分之二的安全依附者會轉變成不安全依附。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原因是，依附關係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層面非常廣，安全依附的兒童在好奇心、創意、學習意願、問題解決、人際能力與敏感度、領導能力、同儕關係上，都表現得比較優異，而不安全依附的兒童在社交上容易退縮、缺乏動機、缺乏目標，容易出現敵意和攻擊行為。意外懷孕或墮胎不成功等非期望下出生的孩子，即使出生時一切健康，往後卻比一般孩子更常生命、更常接受各種醫療及心理治療。
即使成年後，一個人的依附型態也會影響伴侶關係。國內研究已證實，人際依附風格會影響親密能力與關係。依附安全感較高的人，對自己與他人的看法較為正向，使得他們可以自在地與伴侶相互依賴，不會時常擔心被遺棄，也不會焦慮對方過於靠近，因此比較容易與伴侶維持良好而穩定的關係。而矛盾依附的人因為覺得自己沒價值、沒自信，需要透過親密關係得到肯定與安慰，但又對愛情沒有安全感、患得患失，不斷要求對方給承諾，使伴侶充滿壓力。他們對分離很容易焦慮，當感受到伴侶離開會十分憤怒與痛苦，但當對方回來時，卻又表現出排斥與抗拒的行為，使得關係往往通滿衝突與激烈的情緒。另一方面，逃避型依附的人對自我和他人皆持負面態度，覺得自己沒有價值、不值得被愛，也覺得別人不可信賴，一定會拒絕自己，所以往往因為害怕受到傷害而逃避與人親近。他們甚少表露情感，與伴侶分開時沒有反應，重逢時也很冷淡，讓伴侶很難接近，自然逐漸疏遠。
孩子和父母的依附關係品質，隨著長期的相處，逐漸內化至孩子的內在世界，形成他對這個世界一套固定的看法與慣性的反應模式。他會認定同學都是喜歡/不喜歡他的、大人都是關心/不關心他的、師長都是公平/不公平的、他人是可以/不可以信任的、父母/老師是願意照顧他的需要的，或是只有當他採取激烈的表達方式才會有反應的…。這些內心的定見（internal working model）一旦成行，會使得其他人與他的互動變得很困難，衍生出各種問題與衝突。這些慣性反應也會讓他在調節自己得情緒上特別困難，容易呈現情緒激烈與衝動控制的問題。當我們在學校、社福機構碰到令所有人頭痛、無力的案主，往往碰到的就是在依附經驗史上重複受創、極度不安全的孩子。
熱忱的老師和社工一開始多半願意花很多心力帶這些孩子，卻往往發現孩子似乎感受不到老師對他好，甚至會為了一件小事和老師翻臉，讓老師和社工心灰意冷，覺得自己的付出和回報完全不成比例。這些孩子內心沒有安全感，不相信自己是「可愛」的，認定別人稱讚他是因為他的好表現。當他心理認定大人不可靠、不能相信，他會不斷表現出偏差行為，直到老師受不了而指責他，他就再度確認了他自己心理的負面定見，再度強化了他的不安全感和疏離的人際風格，使別人更難接近他。
臨床工作者很早就觀察到，情緒容易激烈起伏的精神病患，家人的情緒反應多半也很類似。除了個性上的遺傳機制，這些情緒反應會如何透過家人間相互影響而代代相傳呢？
一個低自我分化程度的人傾向和低自我分化的人結為伴侶，一對低自我分化的父母，在彼此相處及教養孩子時必然較容易受傷情緒支配，經常焦慮，對子女表現出來的自主性感到威脅，自然容易形成親子共生（symbiosis）的狀態，也就是在情感上非常依賴彼此，高度互相影響，導致孩子分化發展上的困難。Bowen認為，低分化的父母因為自己的情緒不穩定，會不知不覺投注情感到某個最脆弱（vulnerable）的孩子身上，把孩子當作自己情感的依靠，使這個孩子在情緒反應上受到的影響大過他的兄弟姐妹，Bowen稱此過程為家庭投射歷程（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這個孩子可能在學校安靜、有禮貌，在家裡卻是暴君，或是會出現各式身心症狀，讓父母一方面投注更多心力照顧他，一方面卻頭痛不已。
與失落相關的壓力會加大、惡化家庭投射歷程。如果一個母親和自己的父親很親近，當父親過世，傷心的母親陷入憂鬱，而他敏感的兒子可能會感受到母親的低潮，同步呈現對學業、生活無精打彩的情緒狀態，然而母親多半會抱怨兒子很被動、缺乏自主能力，表示兒子的問題讓她心煩而憂鬱，兒子也會因母親的失能狀態而繼續在情感上關注母親，無心於自己的發展，形成愈演愈烈的母子情感糾結。
這樣低分化的孩子長大後，再和另一個低分化配偶結婚，繼續將低分化的情緒反應模式傳遞下去。形成多世代傳遞（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經過幾個世代後，很可能嚴重損害家庭成員的發展，導致出現各種嚴重失能與身心症狀。當治療師繪製家庭圖時，這些代代相傳的情緒模式與身心症狀會變得清晰起來。
依附安全也有代間傳遞的情況，父母和孩子的依附類型具高度相關：安全型的父母容易教養出安全型的孩子、漠然的父母容易教養出逃避型的孩子、過度投入型的父母則容易教養出矛盾型的孩子。
困難在於，許多父母自己兒時曾親身經歷負面的情緒或暴力經驗，面對孩子遭遇類似經驗時，卻很難表現接納或支持。也許是因為孩子哭鬧會引發他們自己內在、兒時無法承受痛苦經驗，使得他們會不知不覺用各種防衛機制來保護自己，減輕痛苦。他們可能會聚焦孩子的問題行為，認定問題出在孩子；他們也可能認為自己當年也是這樣過來的，甚至還被打得更慘，現在這一點打罵有什麼大不了。
面對這樣反應的父母，治療師要提醒自己，想辦法接觸到他們憤怒、防衛背後的那個當年被嚇壞、嚴重受傷的小孩。如果能得知對方確實曾經歷家暴，治療師可以協助他們看到他們的子女很可能會經歷自己過去曾經歷的痛苦，鼓勵他們不要再讓這種痛苦代代相傳，幫助他們開始學習有效的情緒處理與問題解決策略，並溫和地逐步回顧整理、重新詮釋過去的暴力經驗，加上適當的社會資源和支持系統的協助，就可能轉化父母的態度，讓原本可能代代相傳的暴力悲劇，在我們的見證下就此打住。
當我們遭遇突如其來的打擊，經歷長期的壓力，我們如何詮釋這段經驗，會決定我們能否適應良好。信念是我們的眼鏡，會影響我們看見或看不見什麼，也會影響我們在精義中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消化這段經驗、如何創造意義。逆境往往會帶來意義的危機，使得我們失去原本的身份認同與對世界的理解。反之，若能看清困境，賦予其意義，可以讓困境變得比較容易忍受。Walsh發現，有些信念可以在逆境中帶給我們力量。
正常化：若遭遇逆境的人能將面臨危機時的各種恐懼、焦慮、憤怒、悲傷、退縮等反應視為「面對極端狀況的正常反應」，可以減輕不少羞恥感、羞愧感及互相指責的折磨。
統合感：如果我們將生命視為可理解、可處理、有意義的，也就是能達到一種統合感（sense of coherence），在面對逆境時，自然會積極去找出意義，設法解決問題。
能力感：若對自己得能力有信心，成功時會認為是因為自己的能力及努力，失敗時會歸因為不能控制的外部因素。當失敗時，韌力強的人與家庭會從中學習，提高下次成功的機會。
系統歸因：碰到問題習慣歸因於單一解視的家庭往往適應較差，他們會怪罪某一特定成員，造成家庭衝突，或是怪罪外界，造成無力感。功能良好的家庭傾向考慮較多的層面，比較能務實地找到解決方式。
逆境總是發生得莫名其妙、毫無道理，使得身處其中的人很難找到合理的解釋。《聖經》裡的約伯醫生忠誠敬拜上帝，卻在一夕之間失去所有兒女、財產、生重病，連朋友也質疑他之前的義行必然是虛偽的。被醫師宣布罹患癌症的人，第一反應往往是：「為什麼是我？」這些突如其來的打擊把我們重重摔出平常熟悉的生活，使我們原本相信的價值與信念遭到嚴重挑戰，甚至徹底瓦解，除非能找到比原本更高、更寬廣的價值信念，才能超越自怨自艾與憤世嫉俗。Joseph Campbell形容，逆境與苦難像是登山口，向我們敞開一條成為英雄的旅程，如果我們願意踏上這條追尋之路，生命就會被提升到一個新境界。
有些人會透過宗教進入靈性追尋之路，有些人則透過較個人化的途徑，逐步摸索出自己得靈性旅程。無論宗教或其他屬靈途徑，逐步摸索出自己的靈性旅程。無論宗教或其他屬靈途徑，都會有教理或同修的引導與打氣，指出方向、給予希望，讓人比較能忍受過程中的苦難。佛教禪宗高僧聖嚴法師提醒我們，人生無常，即使苦難也必屬無常，不可能永久，終究會過去。「無常」是一個很有韌力的信念。《聖經》中耶穌告訴門徒，要原諒別「七十個七次」。「原諒」是充滿療癒力量的行動，特別是對自己。
藝術、文學與音樂也有類似的效果，讓我們在其中找到共鳴，釋放哀傷與孤單，拓展我們的視野與想像，使我們嚮往一個更好的未來，不知不覺就超越了我們的侷限。
在重新調整的過程中，愈有彈性的組織，適應力就會愈好；對規則愈堅持，對角色與性別期待愈固定刻板、不願變通的家庭，就會更辛苦些。面對困境與挑戰，彈性就是一種韌力，幫助我們更快適應新狀況。當情勢一片混亂，一些例行、規律的作息或儀式，像全家一起吃晚餐，有助於維持一種連貫性與秩序感，讓人能找回心的安定。當狀況危急，特別需要父母擔負起比平時更有力的領導角色，果斷做決定、安慰保護脆弱的老小，帶領家人順利度過難關。太鬆散放任或太專制掌控的領導風格，都會使家庭成員的適應更雪上加霜。
從社會建構的角度，我們透過人與人之間的協調：對話、談判、同意、爭論等活動，來理解世界、產生知識、創造意義。也就是說，理解/知識/意義是在關係的脈絡下建立起來的。這個主張，和家庭治療師的核心信念不謀而合。
當我們相信客觀真實，我們視語言和客觀真實存在一種鏡映（mirroring）關係：語言像鏡子般反映真實世界，於是溝通者會努力找到正確的詞彙，來指稱所欲指的事務。社會建構論提醒我們，不同的立場脈絡（「文化傳統」）總是可以找到無限種可能的角度來描述、解讀我們所面臨的事物或情境，也就是鏡映關係不再成立。於是我們不再費力尋求「真相」，不再崇尚「終極正確」的描述。那麼現在我們如何看待、如何使用語言？每一種描述和解讀的方式有沒有優劣之分？是不是通通「沒有優劣，只是不同」？
在第三節談溝通的層次時，我們已經知道脈絡（語用）對解讀語意的重要性。維根斯坦（Wittgenstein,1978）往前再推一部，提議我們將語言（與隨附的行動）視為一種「遊戲」（game），因為語言只能透過在關係脈絡中的使用，獲得其意義。對維根斯坦來說，我們的日常生活正是由語言、行動和對象所交織出的層層關係世界。語言的目的不在於揭露或逼近真理，而在於建立關係，並從關係中創造意義。
遊戲關注的是規則和關係。如果我們進行一場球賽，裁判做出不利於我們的判決，我們接受判決不是因為裁判是「對」的、犯規是「真」的，而是因為我們接受球場上的遊戲規則是「裁判說了算」，而我們願意接受這個遊戲規則，是因為信任裁判對兩邊的標準是一致的，不會偏頗任一方。把注意力放在遊戲規則與關係脈絡，我們更能進入語言（文字、行動）的豐富意義世界。
在家庭生活裡，我們的語言也同樣鑲嵌在或明或暗的規則與功能脈絡中。
在這些不同的背景脈絡下，這對母女的關係，以及我們對這段對話的理解，完全不同。但這種理解，並非「沒有優劣，只是不同」，它們各自按不同的遊戲規則進行，並朝向截然不同的結果發展。當我們有意識地探詢的行動時，可以謹慎選擇最能夠提供我們想要的人際功能的一種理解方式。透過歷史脈絡的探問與資料收集，家庭治療師能與家人一起，將一段對話的意義，以及其中承載的家人關係品質，以不同的角度重新加以理解，就像本書第一章及每個案例中的故事一樣，讓家人對發生的事情和彼此的關係有不同的新體會，因而對未來產生新的正面展望。
如果我們可以開始放棄探究話語和事件的「真正」、「正確」意義，把精力放在理解遊戲的功能，也就是探究家人如何透過語言與行動，維繫彼此的關係，那麼治療師會發現，會談的氣氛會從偵探式的分析、診斷，轉變成一場「意義與關係的重建之旅」。即使家人忍不習慣性地追問、就則，治療師也可以協助家人學會用比較有建設性的方式說話，協調彼此的期望，調整彼此的關係，達到各自真正想要達到的目標。
詮釋學（hermeneutics）把尋找意義與理解視為一個詮釋的歷程，不同的詮釋者無可避免地會為每次的詮釋加入獨特的新影響，包含詮釋者自身的經驗、信念、假設、意圖及語法，並創造出意義，然後我們再對自己與他人的詮釋做出詮釋，並如此衍生下去。並不存在所謂「最終的詮釋」或「真正的理解」，每一次詮釋都是試圖理解與創造意義的努力，並且可以像漣漪般繼續發展下去。詮釋學認為，我們對自己或他人的生活經驗、自我認同或遭遇的問題/挑戰的理解，乃是透過我們與自己或他人的交談中創造。在對話過程中，新的意義於焉誕生。
受到詮釋學的啟發，美國的Harlene Anderson和同事以語言系統為隱喻看待治療歷程，簡單地說，就是交談、詮釋與再詮釋，創造新意義。合作取向的治療師放棄專家知識和建構，與案家一起努力創造一個開放、尊重的對話空間，讓所有參與交談的人都能「互相投入對方，共同探索：一起沉思、檢視、質疑和反思。經過這樣的對話探索，意義與理解持續地被詮釋、重新詮釋、釐清、修訂和創造，當新的意義和理解出現時，想法、感受、情緒、表達和行動上的新可能性就被創造出來了。」（Anderson&Geart, 2010）如此一來，治療師的目標不再是使用介入策略改變案主，而是與受訪者進行一段「不同以往的交談」，在交談的詮釋歷程中讓「熟悉的事務以不熟悉或不尋常的方式被談及，並被賦予新的意義」。
在Halene眼中，傳統心理治療比較類似「闡述/獨白」（aboutness/ monolog）：治療師對案主問題處境提出專家看法與建議。Halene將治療歷程視為「相遇/對話」（withness/ dialog）：人們互相回應，觸動他人，也被他人觸動，因為「除非說者和聽者互相回應對方，否則理解不會產生」（Anderson&Geart, 2010），「只就字面上做語言學的消極理解，完全不是理解」（Bakhtin, 1981）。也就是說，理解建立在關係與回應中。
John Shotter有個很傳神的比喻：人際溝通像在「玩碟仙」，事先計畫既無意義也不會有用，所有參與者的手在盤子上推來推去，直到最後浮現出結果（引自Lynn Hoffman, 2005）。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都有參與，但沒有人能絕對控制。對Harlene來說，治療師最重要的目標是「讓對話繼續」或在僵局中重起對話，只要能繼續對話，就可能浮現新的意義。
Harlene追求的對話並不是爭執、辯論、談判或其他任何對話，而是一種治療師與受訪者平等、開放，彼此事圖透過傾聽而理解、進入對方的意義世界，共同合作創造出心意義與啟發新行動的一種交談。要創造這種品質的對話，治療師無法僅靠理論或技巧達成，必需要從思考到回應方式全面實踐前述的精神，讓這種精神重現在治療師的專業上與個人的「存在之道」與生活哲學。這些存在之道包括（Anderson&Geart, 2010）：
當我們遭遇逆境、陷入低潮、受到他人的擔心或排擠、無法做出決定，甚至失去行動的力量，我們會說：「讓我好好地想一想。」這句話讓我們進入一個內在的空間，在其中我們得以喘口氣、放下焦慮、權衡得失、對事情的重要性重新排序、參考他人的意見或建議，然後，新的理解會浮現，讓我們原來的困擾產生不同的看法與情緒反應，然後我們會發現自己重新找回了行動的力量與心理的篤定。對心理治療師來說，這就是我們想協助案主進入的狀態，一個反思過程（reflecting process），然後案主自然會知道如何處理他的問題，達成他的目標。反思過程啟動意義與行動的轉化（transformation）。
治療師的任務，是努力營造一個機會，讓案主進入反思的空間。挪威的Karl Tomn注意到，態度好奇而假設性（tentative）的詢問比直接論斷的陳述，更能創造反思的空間，能喚起案主平時很少想到但有用的生命經驗，比起治療師問，案主答的緊湊問答風格，讓案主不必立刻回應，反而能提供更多空間讓案主進入反思，產生更多新的連結。如果治療師分享自身的經驗，作為說明為何如此詢問的基礎，所謂的「將問題定位」（situationg the question），對案主的反思也有幫助。反思是一種氣氛，如果治療師可以在會談關係中持續營造出這種開放、尊重、坦承、平等的氛圍，案主也能把這種氣氛帶回去，心平氣和地和自己內在不同的聲音對話，整理自己的經驗。
遭遇困境、心情低落的人，想法容易卡在自己得牛角尖裡走不出來。如果反思的過程中可以加入多元的觀點，會幫助當事人產生新的理解與意義。從社會建構的角度來說，所有的理解和意義創造都是從互動與關係中而來，所以反思的空間並不是退縮到自己內心的角落，而是與外在或內在的他人進行對話，進入一種「融合的視野」。在融合視野中，自己和他人的差異、偏見或誤解通通可以被納入，而衍生出新的意義與見解。要進入融合視野，對話的雙方都必須願意暫時離開自己原本熟悉的領域，拋開自我預設的定見與信念，進入一個共享的未知空間，共同探索新的可能性。
對社會建構者來說，自我是一個多元聲音的社群，外在與內在的對話會不斷交織，形塑我們的理解與行動。
掌握了語言、敘事、對話和反思的精神，治療師們開始各種創意實驗，希望能找到更貼近案主需要的工作方式，反思團隊（reflecting team）是其中一個精彩的例子。在不同時間、不同國家，遇到瓶頸的家庭治療師們不約而同決定，讓家人聆聽治療師團隊在家人面前討論治療團隊的看法，甚至是挫折感。這種完全違反傳統治療的作法，意外帶來突破性的正面結果。現在許多地方的治療師已經將反思團隊發展成一套有效的治療作法。
挪威的精神科醫師Tome Anderson是最早發表這種作法的家庭治療師之一。他的反思團隊成員會在會談室隔壁房間，透過單面鏡觀察家庭會談進行，或是坐進會談室角落靜靜旁聽，會談告一段落時，治療師會詢問觀察的團隊成員對於會談過程的看法。反思團隊成員可以是一位或多位其他治療師同事，或其他家人，或來參加訓練工作坊的觀眾，甚至可以是未出席會談的人。治療師會問受訪者/案主：「這些人剛才聽了我們的談話，你們想聽聽看他們有什麼反應或意見嗎？我們可以暫停對話，聽聽他們怎麼說，也可以不聽他們的意見，繼續我們的談話。你們覺得怎樣會比較好？」在反思團隊成員發表意見時，Tom Anderson會遵循下面的原則：
剛開始時，有些團隊成員會習慣給家人建議，或發表示非對錯的評斷意見。治療師不一定會阻止團隊成員的發言，不過一定會提醒家人，可以自行選擇要聽或是不理會團隊成員的意見，不讓家人覺得有壓力。
在華人社會，若身邊有人爭執，我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跳下去化解張力，避免衝突。許多人會不自覺地岔開話題，有些人會搬交情、討面子，讓當事人吵不起來。如果這樣的作法事出於自身對衝突的焦慮，而非治療性的老量，對當事人多半不會有幫助。
家庭治療師不妨記得，衝突不一定是壞事，對來諮商的家人更是如此，也許在面對家人爭執時，能比較勇敢地做有用的事。在回顧許多研究結果之後，我們現在知道衝突並不一定具破壞性。高特曼（1994）在他著名的預測離婚研究就發現，預測夫妻離婚的諸多因素中並沒有「爭執」。事實上，許多時候家人間不會說出對彼此的不滿，華人尤其如此，然而日積月累下來，小不滿也可能擦槍走火演變成大衝突，然後對方才恍然大悟：「原來你這麼在意這件事，而且隱忍這麼久！」衝突提供一個機會，把平時以大局為重而隱忍下來的感受傾瀉而出，使得家人有機會「更新」對彼此的里解，重新連結，就像電腦防毒軟體一樣也要定期更新，能有有效運作。
所有家庭治療師會仔細觀察家人的爭執，是否正在吐露平時說不出口、但卻是當事人心中十分在意的事情，而對方是否睜大眼睛仔細在聽，還是表情痛苦不耐，心神早已不在會談室裡。如果說者正掏心掏肺地講，聽者雖一時不見得同意，但反駁的內容的確有回應到說者在意的點，這時治療師可以靜靜地點頭，在心裡對自己說：「吵得很好，繼續，這件事情你們需要把話講開來。」這時，衝突就是一種雙方都十分投入的「激烈溝通」。
反之，如果說的盡是負氣話、人身攻擊，甚至是覆水難收的大攤牌（不然離婚吧、下次不用再來諮商了），治療師要即時幫忙採煞車，免得事後三方都懊悔（吵架雙方，還有懊惱的治療師）。
有時候說著想說的事，或是他呈現的方式會踩到聽者的痛腳，使得對方反應激烈，這時治療師要協助說者注意到，對方式否能聽他說，協助說者調整自己的用詞（及態度），找到讓聽者可以聽得進去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因為說的是自己很在意的事，說者往往愈說愈激動、起勁，逐漸陷入自己的世界，卻沒協助彼此聽見對方，對費盡唇舌的說者和愈聽愈氣的聽者而言，都是再一次挫折的經驗。說者下次不會想再多說，聽者絕望地認定彼此差距過大，也不會想再聽。
聽者的痛腳自然和他獨特的過去經驗有關，如果可以，治療師需要進一步和聽者一起探討：為何他對這個點特別敏感，反應特別激烈？從哪裡來的？如果現在聽者知道問題不詮釋對方沒心沒肺、故意氣他，和他自己源自過去的傷痛也有關（一個脈絡性的新理解），那麼現在他們可以如何因應，來避免兩人再輕易陷入僵局？如此，衝突就從避之唯恐不及的不速之客，轉變成增進彼此瞭解與親密感的難得契機。
在我們的觀念裡，所以孩子的問題都反映了家庭的問題和關係的問題。所有對理由保持沉默的孩子，談到家庭的問題、關係的問題，他就會用語言和非語言的方式來提供你更多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