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出的建構主義理論家Von Foerster在著作《觀察系統》（Observing Systems）中，強調觀察者的主體性在系統中的重要性。他觀察到，對現實的每一種描述都是自我參照的，為了要獲得知識，我們必須從瞭解自己與世界的關係開始，這意味著，為了瞭解人際間的關係，觀察者進入現實時，是以整個自我（whole self）在觀察，因此觀察者所蒐集到資訊的品質，取決於他和觀察對象之間所建立的關係。
治療師的工作是，觀察個體的感覺、解釋、詮釋，以及他們將意義與意圖歸因於自己的人際關係的方式。因此，治療關係成為一個雙方積極參與的理解與成長之歷程，創造一個對於家庭事件和關係意義的新敘述。
內隱知識的領域是 非語言、非象徵、無法言喻及無意識的，由動作、情感模式、期望和認知模組所組成。大部分我們對自己與他人關係的瞭解，包括移情，構成了這種內隱關係知識的一部分。
一個人出生，往往被描述為一場投入虛空的冒險。不過這是不實之說。事實是，迎接我們的並非虛空，而是一道像似安全網般的網絡。出生，就像是被拋進一本人物與情節已經佔滿篇幅的書本中；出生，就是自曝在部分規則已經寫定的現實裡。我們的存在將改變這些敘事的情節，甚至可能改變敘事的結局，但我們永遠無法將自己隔絕於進入故事之前的章節之外，這些章節必然影響我們，因為我們是他們的孩子。
每個家庭的歷史都是複雜又獨特的編織體，由時序中相互依隨的個人故事、代間聯繫及共同的經驗所組成，與其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組成，更可說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之間所組成。
與過去相比，儘管現代家庭可能凝聚力較低，但是家庭成員之間仍有著無形的牽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串連起過去、現在和未來，並將每個世代的歸屬感連結於獨特的族譜。如此一來，即是每個人都是自己個人歷史的創作者，但由於每個人生下來在家庭佔有一席之地，因此仍不可免地參與者代間腳本的演出。家庭隱隱地被期許要符合期待與角色，並或多或少在無意識中服從於那些主導是代間傳遞規範、價值觀和行為的歷程。
即使是在為孩子命名的選擇上，也可能是回應世代期待、角色和文化規範。文化規範可能要求在出生順序或性別上要依據前幾輩長者的名字來命名，也可能是為了紀念好幾代中已故的家庭成員而重複命名，以彌補過去的缺憾或失落。這些作法有可能成為個體一生中巨大的負荷；有時，人們改換名字，就是為了試圖逃避或擺脫他們在出生時就灌注於名字裡的種種。
個人內化並遵守系統中未明示的規則，會發展出對系統的許多忠誠方式，而且會一代又一代傳遞下去，並且難以消除。對多世代敘事及其規則的忠誠與尊重，會影響家庭中的每一段關係。原本照顧與關注子女的成年人，反過來成為孩子必須償還的一連串「債務」（debt）的債主。伊凡・納吉（Ivan Boszormenyi-Nagy）與史巴克認為，子女對父母的關係債，在短期間很難解除，並會形成跨世代連結的基礎。有時，即使子女長大成人、自組家庭之後，父母與子女間的「債務」關係仍如岑在。在某些情況下，債務關係會在第三代出生，並以其作為回報第一代的付出而解除。
婚姻關係代表著從原生家庭邁向個體化的決定性步伐，但有時，父母會將子女在新關係中對配偶的忠誠視為對自己的不忠誠。因此，世代間垂直面向的忠誠與伴侶間平行面向的忠誠形成交錯，在當中必須有所平衡，能在新與舊「任務」間有所調和，才不致於在不同面向之間產生衝突。伴侶關係正處於被他人傳承及傳承他人的交匯點，重要之處在於，隱形的忠誠並非必須貫徹履行，反之，要去挑戰它們。
依據Bowen的說法，在短短一百五十至兩百年的時間裡，一個個體是由六十四到一百二十八個家人所繁衍出的後代，並且每個家人都傳遞了一些東西給這個個體。透過各種被我們的情緒系統所影響的迷思、傳說、忠誠、記憶、他人意見，我們經常很難對個人的自我有所認知。
Bowen追溯久遠的世代，重建家族歷史，在過去找到線索並與現在有所連結，這在治療師當中可說是空前絕後的創舉。他的研究聚焦於個人及其歷史，致力於將個體從他所稱的符合完全融合狀態之「家庭自我團」（ego family mass）中進行個體化。
Bowen將工作重點放在家庭發展出來用以減緩焦慮的模式。焦慮之所以產生的關鍵因素在於，關係中的情感過於緊密或太過疏離。Bowen從這裡發展出由原生家庭進行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的概念。這是他的理論之核心基礎，意指家庭內高度的情緒融合，會阻礙個體在與他人互動時感知完整的自我。而他所謂的分化指的是持續進行自我界定與個體之分離歷程。然而，這個歷程無法在伴侶或核心家庭當前關係中發生，必須回到各自的原生家庭進行，以使個體在開放與彈性的關係系統中獲得自由與覺察。分化，是個體持續一生之久的功課，自然無法免於干擾與阻礙，也會受到幾種因素的影響，例如：核心家庭的情緒壓力與焦慮，核心家庭又受到原生家庭情緒疏離/融合的程度，以及成熟/不成熟的代間傳遞歷程所影響。「原生家庭」這個概念之所以能成為伴侶或家庭工作的資源，源於一種信念，亦即跨世代驅力對當前關係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在歸屬（belonging）與分離（separation）之間尋求平衡，是人一生中最艱難的歷程，而且，遺憾的是，不盡然都能成功。我們總是不斷地陷入不滿意、強迫性重複的關係模式中。歸屬與分離，代表的是兩種情緒立場，是邁向分化目標必要的元素。不論是親子或伴侶關係，歸屬與分離是和諧情感關係中兩大重要的情緒動力特徵。但是，歸屬與分離很少用階段論來理解，而是在經驗上彼此戶斥的概念：當我們有所歸屬，就難以分離；當我們分離，就必須放棄歸屬。如果融合（fusion）被定義為歸屬、且不容許分離，那麼，**情緒切割（emotional cutoff）**便代表了同樣有問題的另一個極端：一個人從家庭與情感聯繫中突然、通常帶有衝突的身體及/或情緒上的疏遠。
這是家庭中出現一位或多位成員嚴重疏離的狀況，以「保護」他們不受「未竟事宜」帶來的威脅，也免於在非常重要的家庭與文化聯繫裡經驗到失去連結的感受。這種關係型態是關係心理學的核心觀點，會使人在成人期時有情緒不完整的感覺，並陷入發展性的僵局，其所產生的不適與抑鬱狀態，不僅出現在個體內在，也會出現在伴侶及親子關係中。
情緒切割經常來自一種幻想，以為只要離家了，並與原生家庭切斷所有聯繫，就可以獨立自主；事實上剛好相反，像逃犯一樣遠離家庭的離家者，與原生家庭懸而未決的議題會造成更大負擔，且無意識地在其他關係中不斷重複，迫使他尋求補償以填補空虛、麻痺痛苦。
許多主流的多世代家族治療師，將家庭視為一種情緒系統，此情緒系統之特徵包括具有導向分化的驅力與保持凝聚的驅力。在這個模式中，家族歷史，也就是與原生家庭及過去重要人物之間的關係，扮演著核心作用。由發展面向及歷史脈絡來看家庭結構，使我們能夠將三人關係至於三代的層次上，促進對個體與當前關係進行更多元的重新詮釋。考量時代和歷史面向，使我們能在過去、現在、未來之間來回，穿梭在祖父母、夫妻與子女關係之間。在這個縱軸上，可看見人們成長過程中的態度、期望、迷思、害怕，這些都是由上一代循著三人關係路徑傳遞給下一代的。
關係心理學建立在將家庭視為一個情緒系統的理解基礎上，家庭的價值觀、迷思、忠誠和行為模式，會經由世代而傳遞與改變。
由家庭雕塑者（某位家族成員或治療師），依據家庭成員之間的親近或疏遠程度，來雕塑會談室內每個人的位置。每個成員要呈現特定身體位置、姿態和動作，用以代表不同的情緒狀態（快樂、悲傷、退縮、疏遠），以及情緒的連結/失去連結。缺席或過世的重要家庭也可以進入這個充滿象徵的展現方式，它喚起回憶的力道強烈。當人們在雕塑中安排好位置了，他們要維持他們的姿態，安靜幾秒鐘。在這個非語言的雕塑扮演之後，每個人，包括雕塑者，都要針對自己在特定角色中所經歷的情緒進行回饋。這第二部分的工作常重要，因為它讓每個人非常強烈且真實地分享深層的個人和關係感受。
系統—關係（systemic-relational）的評估，係指在人類關係的複雜動力中，觀察個體的行為及症狀，目的是理解在個體所處的關係脈絡中，影響個體認同及性格發展的歷程，觀察的範圍由家庭開始，並將焦點延伸至學校、人際、工作環境、尤其是更大的社群群體。因此，關係取向的觀察（Relational Observation）試圖藉由觀察過去創傷、家庭情緒切割、婚姻危機、突發事件，以及個案目前行為之間的關係，將個案目前的抱怨與問題，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所表現出的狀況等，和相關的家庭事件連結起來。因此，我們著重在複雜的家庭結構上，因為它是過去（祖先世代）、現在和未來（期望和計畫）的結果。
伴侶關係的形成，是思考家庭演變（family evolution）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華特克（1989）指出，每一段婚姻（伴侶關係）都代表將兩個文化合而為一的努力，也是兩個家庭「隱形契約」（implicit contract）的結果。無論家庭是否明確、有意識地參與、形成這份契約，都是一樣的。當伴侶關係形成之際，雙方都帶著從原生家庭傳承下來的文化包袱，從那一刻起，就開始整合與協調伴隨對方而來的「嫁妝」，踏上一段既漫長又艱鉅的旅程。儘管這份家庭傳承不一定能夠為對方欣然接受或共享，它仍然會在雙方的生命中產生無可避免且而有力的影響。因此，伴侶的形成，並不只是一個新家庭的開始，而是兩個原本獨立的故事情節交錯後的延續，更是一個新家庭敘事的誕生。
對以三代家庭互動的特定方式去檢視個體，他們就會呈現出複雜的本質，充滿矛盾與衝突。然而，對於治療師來說，嘗試捕捉這些當前行為、經驗與過去感受之間的隱微關聯時，這些互動方式就成為理解每個人內在世界的工具，否則，這些關聯很容易被視為瑣碎且不相干。治療關係，就在家庭整體、每個家庭成員，以及過去與現在之間，創造一種動力的變動。因此，我們需要好好地理解、均等地考量家庭每個所呈現的主觀事實。
要進入家庭和個體的早期經驗並扭轉過去的歷史是不可能的，比較可能的是，與家庭一起建構一個心得故事。在之前的著作中，我們解釋了如何以我們稱為第三星球（the third planet）的特殊作法，與家庭一起在特殊空間裡建構治療故事。第三星球以一種視覺化隱喻（visual metaphor）提供開放的空間，讓家庭與治療師可以投入、互動，在過去家庭事件與當前問題之間發覺出新的關係意義，並在共享的豐富經驗中促成改變。……不過對我們來說，家庭是個體和其需要，以及更大的社會脈絡之間的天然橋樑。毫無疑問地，從原生家庭進行自我分化、探索過去家庭事件與當前議題的關聯，是治療師深入工作方向上非常重要的基礎。
我不否認必須評估兒童的精神病理狀態、為嚴重失功能的兒童提供個別治療與開藥，或有必要提供短期住院治療，不過我認為，只聚焦在兒童的疾病、讓兒童淪為一個研究對象，並因此剝奪其個人與關係的能力感，會損及兒童且限制助人專業者。
父母和延伸家庭成員，因成為精神醫療決策的被動接收者，同樣經驗到無能與失去方向的感受。在許多兒童醫院裡，經常看到醫療專業人員與孩子個別會面，家長則在候診區等待，被動而不參與。多年來，我一直在督導在醫療機構工作的專業人士，看到許多人對病患的特定疾病或失功能狀況以外的任何主題，一副所知甚少或興致缺缺的表現時，我大受衝擊。他們對兒童的討論通常僅集中在醫療和對質資訊。可悲的是，許多人並不會考量兒童除了症狀以外，是否有任何資源或優勢，更遑論去考量家庭發展歷史或是看重父母的意見。
在與有問題的兒童和青少年工作時，我最大的挑戰是讓他們擺脫病患的標籤，同時，我一直非常小心地避免給自己貼上專家的標籤，因此，我會為了孩子好，盡快地賦能這些父母。讓有問題的孩子擔任協同治療師（co-therapist）或顧問，已經在一些文獻中討論過。
我發現，將孩子去標籤（delable）最快且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家庭會談一開始時就將他們轉化為有能力的主體。這個理論取向可在我在會談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與其問：「你的孩子有什麼問題？」或「我該如何幫你處理孩子的問題？」我會轉而直接問孩子：「我們（治療師跟孩子）今天要如何幫助你的家人呢？」孩子常常會感到驚訝，通常會這麼回應：「我不知道，是他們（父母）把我帶來這裡的！」我會接著回答：「你的問題把你的父母帶來這裡了，所以我們來探討你的問題可以如何幫助你的家庭。」這種重新框視問題，並將質疑的情境轉為探索家庭的作法，有許多優點；讓孩子對尋求他幫助的治療師感到好奇，並讓父母看到治療師非常關切地以積極態度看待孩子的問題，可能在無形中鼓舞父母合作。
尋找孩子症狀的關係意義，是最有創造性、激勵人的治療方法。孩子的行為、表情與身體表現，與父母的某些特徵或關係模式可能有所關聯，例如：可以問一位憂鬱的孩子是從爸爸還是媽媽那裡得到這麼悲傷的眼神；尿床的症狀可以重新框視為哭泣的小雞雞，透過這種稀奇古怪的隱喻，將孩子的行為與父母親無法哭泣與表現脆弱的狀態連結起來。
孩子的症狀是進入家庭的特殊橋樑，以便是家庭發展的轉捩點，也探索人際關係的品質、代間扭曲，並尋找資源和希望。繪製家系圖、在治療中運用風趣為溝通的語言、詢問關係問句，都是整個家建立同盟關係的有效工具。這對孩子當前問題和整個家庭的正向改變是至關重要的。
即使當前問題與伴侶關係的危機有關，孩子在會談中實際或象徵性出席，都有助於與這對伴侶建立較好的同盟關係。如果我們認為主要三人關係的形成始於懷孕期，那麼孩子從出生的那一刻開始，甚至更早，就是大人關係的見證者。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他們知道很多關於父母的事情，如果我們在治療中提供他們發聲權，他們可以提供治療師有關家庭生活的資料。
當父母陷入混亂時，孩子的聲音時常是被忽略的。不幸的是，許多治療師和兒童保護機構與家長共謀地認為，如果孩子不在家庭戰場中會過得比較好。事實上，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對孩子的保護性排除往往來自偏見，也來自專業人員無法引導他們純真的能力，無法跟他們玩，也無法從孩子直接且即時的言語中學習。如果我們願意傾聽孩子、尊重他們的意見，孩子就會提供資訊、希望、敏銳度，以及想要幫忙家人的熱切期望。為了培養傾聽孩子的聲音，以及在家庭中尋找正向資源的技巧，治療師必須針對自己下很多功夫。
我學習的一個技巧是，容許長時間的停頓及情緊繃的沈默時刻。有關許多積極的治療師在保持沈默方面遇到的困難，容我後面章節再敘。保持沈默是很重要的，如此才能在會談中讓非常契合主軸的東西，從情緒的空隙中浮現出來。我也學會了留心傾聽的技巧，全神貫注於我的精神分析師口中那些罕見卻重要的評論，同時，我專注於我自己的聲音，以及一句話與下一句話之間的停頓，這種一邊說話、一邊傾聽自己的技巧，可能是我們在系統－關係取向之領域中所謂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的一個面向。
然而，許多乏味卻沒有任何改變的治療中，帶給我最重要的教導是，面對與容忍自己的無力感及個人失敗的能力。同時經驗著個人的無力和失敗，讓我在治療中可能也經驗到相同感受、處於困境中的家庭時，又更多的仁慈和同理。和我們身處人類議題裡因角色與職涯而發展良好的浮誇與全能感比起來，因經歷過無力和失敗而隨時間轉化成的有用治療技巧，是更難得可貴的。在我作為一名家族治療師的漫長旅程中，我不得不說，每當我感到與家庭陷入深深的僵局卻仍能心在當下、保持平靜時，我可以接觸並經驗到自己無能為力，但這種無能為力卻反過來激發家庭感受到活力。
過度保護和保持政治正確，都是根據關係體系而運作，也就是對那些看似脆弱，容易受傷害的人（多士都是兒童）隱藏困難的現實或真相，而坦然直接（being direct），正是解決過度保護和政治正確的真正解藥。這兩種作為皆是一種防衛，用以避免在情感關係中面對衝突和失落的威脅。坦然直接，意味著真誠且直達問題核心的能力，不拐彎抹角。這是一種關係技巧，旨在藉由表明我們的觀點與直覺，以真正的好奇、開放與每位家庭成員連結，我們因此能夠毫不猶豫、毫無偏見地接觸個案的衝突與痛苦。
坦然直接有可能產生治療性挑戰，但卻大大有別於在某種程度上的威權主義或強加於他人的意見之上的指導性立場（being directive）。考量孩子的狀況時，我常這麼說：「令人痛苦的事實遠勝於美麗的謊言！」父母和治療師通常傾向針對困難的現實撒謊，為了保護孩子而保守秘密。
我常被要求描述在與家庭工作的思考歷程，這些歷程長展現出一種近乎神奇的直覺過程。答案並不簡單，而且我相信，這些奠基於我能在家庭故事中看見「少了什麼、什麼是沒有說出口的」，這種能力的磨練，能將缺少的拼圖圖片與家庭所經歷的問題連結起來，這種覺察能帶給家庭轉化的效果。毫無疑問地，這裡存在一種類似於獵人或偵探的治療直覺，加上健全的好奇心，讓我們能將故事中明顯不連貫的部分連結起來。
在剛剛所描述的家庭中，每個家庭成員都持續承受著遺傳疾病治療中沒完沒了的醫療介入所帶來的痛苦，這勢必會影響家庭的幾個成員，最終導致了父母關係破裂與分離。伊迪絲的厭食，這個新疾病一發作，為原本已經很有壓力的家庭系統再添張力。這個家庭分別經歷了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疾病，派翠克的疾病容易獲得理解與同理，因為他對這個疾病沒有任何選擇權。然而，由於邁向康復的過程中內在的選擇因素，伊迪絲與厭食症的奮戰、她與生死的搏鬥，則變得難以得到理解與同情。
在這兩個充滿戲劇張力的事件之間建立重要連結，可以為家庭帶來轉變，並鼓勵家庭擁有力量和資源。把拼圖的圖片拼湊起來，能讓家庭感覺到他們可以一起做到。曾經因為疾病而分開的伊迪絲和派翠克，可以健康地經驗到手足之間新的同盟關係。
事實上，這就是多世代家族治療的目標——一種教導治療師將家庭視為一個治療的拼圖，學習去好奇少了什麼、什麼是沒說出口的，並且辨認、連結這些缺少的圖片，如此才有助於辨認家庭中的資源，並在家庭中創造轉變，讓家庭能夠感覺到，他們可以一起面對生命的挑戰。家庭感受到力量和團結，而不是迷失與寂寞。最終，在不連貫之處建立起橋樑，以形成完整的圖案。
我個人曾發表過一篇長文，關於家族治療中的重新定義，我在文中描述了重新框視的三種形式：第一種存在於治療關係中，第二種存在於情境脈絡中，第三種存在於當前問題中。儘管隨時間的推移及治療的演變，重新框視的概念超越了只在改變有症狀或失功能行為的策略，這樣的觀點仍然保持不變。
重新定義治療關係（redefinition of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是一個動態的歷程，奠基於將參照的框架從個人症狀轉移至家庭議題。它代表著對於將焦點放在治療病人疾病的醫療/精神醫療模式的一種挑戰。治療師需要相信這樣的助人哲學，以主張這樣的介入模式，家庭也需要接受這種模式的治療效能，讓治療具有效果。換句話說，它改變了治療的整體目標。
重新定義脈絡（redefinition of the context）奠基於治療師轉變會談情緒和認知氛圍的能力，以讓每個家庭成員對治療師產生信任感，在治療歷程中感受到被賦能並變得積極主動。
沒有效益的情境脈絡例子有很多。在等待的情境脈絡中，可以說家庭處於被動的狀態，等待「專家」給予解決的辦法，此與醫療情境脈絡非常相像，個案等著拿到對治自己特定症狀的適當處方。在具有評斷的脈絡中，治療室成為法庭，其他家庭成員、甚至是治療師，都在評斷其中一位家庭成員。而在無助的脈絡中，家庭成員深感絕望，如果沒有創造出積極與合作的情境，很難發展出有成效的治療關係。在錯誤的脈絡中，即使治療師和家庭都有著最佳的意圖，仍然會很挫折。
最後，重新定義問題（redefinition of the problem）是整個治療過程的關鍵。許多問題，像是遺尿症（enuresis）、遺屎症、畏懼症（phobias）、憂鬱症及厭食症，可以從個人症狀到關係的指標，進行重新定義，以促進家庭發展歷史中所發生戲劇化或痛苦的事件有所關係。
重新框視的藝術，是受到齊尼（1983）的工作所啟發的，特別是他透過改變句子中一個或多個單詞的「框架」（frame）來進行治療對話的原創方式。他指出，藉由將短劇「探索父母的歷史」分解為三個關鍵詞，舉例來說，我們可以將「探索」這個詞拿出來，移到其他的情境中。這麼一來，我們就不會繼續探索父母的歷史，也許改為探索動物世界，這麼做的同時，我們可能改變了整個句子與談話內容的意義。
建構隱喻，是加強與家庭間的治療聯盟的最好方式之一。家庭常常會在會談中提供隱喻的意象，治療師可以適當地用，並提出新的關係意義。在其他時候，治療師會提供一個意象，這個意象代表著家庭複雜關係的連結。華特克稱這樣的工作方式為隱喻的歷程（the process of metaphorization），以強調這個歷程中連結及共同參與的特徵。
「我覺得我像被籠子困住的鳥」、「我的孩子被棉花包裹得密不透風」、「我覺得自已向個受氣包，被大家踩在腳底下」、「他在我們之間築起了一道牆」、「我覺得自己空虛得像是一顆被榨乾的檸檬」、「他把這個家當旅館，要來要走隨他高興」，意象的語言容許情感、關係間的困境，以及具體物體之間來場具體相遇：鳥籠、棉花、受氣包、牆、檸檬和旅館，都可以成為我們尋找家庭關係品質轉化時的治療拼圖的重要片段。
語言，不僅奠基於我們明確的口語表達，更重要的是奠基於非口語表達的部分。這種溝通的隱含層次來自身體語言，由各種非口語訊號組成（模仿、姿態、動作、臉部表情），是動作學（kinesics）和周邊語言系統（paralinguistic system）的基礎。周邊語言系統的特徵包括語調、語音頻率和語速，最後還有沈默。
非口語溝通也建立於空間關係學（proxemics），依據物理空間遠近、關係界線、身體接觸時所傳遞的多元訊息，來分析空間是如何被佔用。所有的這些訊號都具有情感與認知的重要價值。我們透過身體、表情、姿態、語調及言語間的停頓來表達；在早期發展階段運用非口語表達溝通的頻率，遠比成人期之後高得多。
儘管身體是一種更自發且普遍的溝通管道，但由於比口語更不受規則的約束，因此沒有非口語行為的普遍原理。雖然這個領域的研究愈來愈多，但要將其整合為一個連貫的知識體系，仍有待日後繼續努力。總而言之，它是需要被解釋的一種語言，但卻沒有我們學習的語法規則，因此很容易含糊不明確，在文化層面上產生理解不足的情況。
眼神接觸，是傳遞我們內在情感的最有力方式，包括喜悅、恐懼、悲傷、吸引、信任或憤怒，同時也是發出各種需要和關係需求的信號。眼神接觸為人類行為的極細緻表現，以複雜的認知與神經生理歷程，形成我們身體意象的心理重塑，其為一種視覺性同理（visual empathy），即藉由他人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面鏡子，我們透過他人的眼睛來看見自己。也許，在重要關係中所經驗的深刻接觸與情感投入（如母親與新生兒之間或戀人間的凝視），使我們將眼睛稱為「靈魂之窗」。值得注意的是，眼神接觸在西方與東方社會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無論是西方或東方社會，都受到傳統和文化的強烈影響。
眼神接觸，是身體語言中最重要的臉部表情之一。事實上，正如Borg所說，眼睛最能傳達出有關我們個人資訊的能力，其次才是臉部表情。眼神其實在非口語層次上具有許多功能，包括表達同情或同理，傳達關係狀態（我們傾向更長時間地凝視喜歡的人）、控制、調節互動，以及發出說者與聽者角色交替的訊號。從我們注視他人、與他人被我們注視的方式，我們可以深入了將一個人的特質、脆弱與防衛。例如，外向者會更頻繁地運用眼睛，往往被認為是更有能力、更討人喜歡、社交能力更強；而比較內向的人則傾向迴避他人目光，因此被認為比較不容易親近。再者，藉由眼睛，我們可以傳達如喜悅或驚喜的正面情緒，或相反地，傳達出如生氣、焦慮或羞愧的負面情緒。即使是瞳孔，也在眼神接觸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依據互動和關係的性質而擴張或縮小。
除了眼神接觸，整體的臉部表達還包括一系列由嘴、眉毛及臉部肌肉所傳遞的其他訊號，這些訊號讓我們表達與辨識微笑裡的快樂和喜悅、眼淚與額頭皺紋中的悲傷，或臉部肌肉和眼睛之強烈張力所代表的生氣和害怕等等基本情緒。
面對面互動的品質，是理解人類關係和互為主體性發展的重要指標，這一切可從觀察新生兒開始。母親的臉部表情、新生兒尋求親目光的積極回應，是Tronick著名的靜止臉實驗（still face，面無表情實驗）的重點，以研究性格發展中的情緒調節和互為主體性。此外，斯特恩在情感對頻（affective attunement）的主要工作十分中肯地說明，母親因嬰兒的生理需求表達而調適自己行為的能力。
身體接觸（physical contact）透過皮膚而發生，皮膚是我們身體最大的感覺器官，向大腦傳遞外部世界的經驗，這個經驗從人出生開始，透過觸覺從母親那裡獲得人生最初的資訊，並開始探索周遭現實環境。所以，皮膚不僅是攸關生理功能發展的重要器官，也是跟行為與關係線索有關的重要器官。事實上，我們連結他人和環境的主要方式就是觸碰（touching）。在確認我們世界的結構、家庭和人際關係的品質時，觸碰與身體接觸是不可或缺的感知元素，遍佈於皮膚的每個部位。即使觸碰本身並非一種情緒，但其感知元素會引起神經、腺體、肌肉及心理變化，並會匯合成情緒。
正因為學習非口語溝通沒有既定規則，而且大學和訓練機構往往讓教學和理解會談中的談話內容（治療性對話）凌駕於我們用眼睛觀察到的種種，所以導致心理治療被籠統地定義為談話治療或語詞治療。不過，經驗取向的學派會特別推崇並關注眼神、身體接觸，以及治療空間中的動作。此外，將兒童或青少年視為治療舞台主角的治療師，也必須學習並運用有趣好玩的語言，並從椅子移動到地板上。
多年來，人們總是好奇地問我：「你是如何在家庭會談的同時看到這些東西？」我相信部分答案來自於我剛從義大利搬到美國時，所經歷到的感知剝奪經驗。眾所周知，當我們失去一種感知時，另一種感知會更加活躍以補償所失。我必須更明確地利用眼睛，及時彌補我對英文理解的不足，觀察常常處於戲劇化情境的家庭互動，而不是傾聽口語內容。
在我們的臨床工作中，眼睛所傳達的言語佔有很重要的份量。治療師需要在觀察家庭、非口語語言及訊息時，保持警醒，也需要與家庭成員維持眼神接觸，才能與每一個人建立隱微的對話關係，並且，要非常留心，不要將任何一位成員排除在這種隱微情感連結之外。治療師的注視必須傳達同理、好奇、溫暖及安全感，以傳達在會談中出現的任何情緒都是被接納與涵容的。
當然，如果有人對直接眼神接觸感到不自在，或是主動地迴避，強行突破這道屏障是沒有用的。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有用的方式是，觀察他們在那些與他們直接有關的口語互動中的視線與手勢反應。有些孩子非常依賴或與母親關係十分糾結，如果不先看母親，就無法回應，就好像是在「請求發言的許可」。另一方面，可能是母親開始哭泣了，自動地，女兒好像被誘導般地也流下眼淚。
要注意的是，流淚並不盡然是悲痛或傷心的真實表現。有時，我們會發現眼淚其實是虛假的受苦的表達，常是控制和脅迫的策略工具，以操控那些表現脆弱或情感依賴的個體，就如糾結的母子關係或高度失功能伴侶之間的動力狀態，眼淚很容易變成「攻擊或防衛的武器」。同樣地，微笑也不盡然都是快樂或幸福的表現，有時笑容並不真誠，更類似一種防衛的鬼臉，隱藏了被壓抑的真實情感。
在治療中，自發性的談話、甚至是治療師的發生，都充滿著生命動力。治療師若是無法與家庭某位成員已經說的話、或是將要說的話，在情感上產生共鳴，就無法在治療中「開口說話」。這意味著，即使在一個句子和另一個句子之間的停頓中，語調最輕微的變化、甚至治療師發出的「嗯嗯」或「嗯哼」之類不清晰的聲音，都會因會談的情緒脈絡而有不同的意義和重要性。
如同Carl Rogers所言，對於治療師，以及家庭中希望自己能對頻其他家庭成員的思想和情感的人來說，談話中的停頓，對於創造間斷（discontinuity），並為反映性傾聽（reflexive listening）製造空間，是特別重要的。治療師加快言語感嘆的節奏時，通常代表在緊張或衝突的情況下感到焦慮或尷尬，而保持平靜和緩慢的步調，則可以創造出言語的空白，吸引每個人「停在當下」，而不是對不愉快的溝通進行情緒性反應。
在會談中，治療師的沉默有不同的功能，動態沉默（dynamic silence）的特徵在於，傾聽不同家庭成員之間的語言互動；另一種則是，治療師在此提出問題或陳述之後等待回答時的沉默。平靜的沉默（calm silence）與富有傳達力的眼神接觸有關，往往傳達溫暖的感覺與情感的親密，鼓勵了家庭成員在安全的情境下主動投入，因為他們覺得有人聽到自說的話，而且能理解。因此，治療師的沉默會成為一種示範，家庭成員可以在會談中採用這樣的方式來溝通。它是焦慮的解毒劑，因為焦慮通常使人加快說話節奏，相互打斷。治療師冷靜與平靜的舉止是有感染力的，比起許多的話語或規定行為，能帶來更好的秩序。
直接要求一個不斷說話且不停打斷他人的人安靜下來，是不太合適的，會造成批判的情境；在這種情況下，治療師的權威是不容置疑的，可能會引發沉默者的怨恨。我傾向將「說太多」重新框視為特殊的照顧方式，用來保護其他人自我揭露。或者，我會問同一個人，在她/他的原生家庭裡，「說太多」的人是誰，以及她/他想要保護的人是誰。或者更簡單地，我會在諮商時給她一個我經常在手裡玩弄的東西，溫柔地告訴他，這樣玩可以分散注意力，她就更能傾聽其他人。另外，給她一些我的東西，可能可以促進隱微的治療同盟之建立，進而產生「沉默的魔法」（magic of silence）。
傾聽與說話是兩種互補方式，能夠促進治療空間中的互動，打破僵局，像是伴侶之間或是父母與青少年之間，因為雙方都確信對方聽不到自己的聲音而惱怒。
身為治療師，我們常常需要面對家庭必經的悲傷，這些悲傷來自突然的死亡、自傷、毀滅性的離婚、慢性疾病、家庭暴力事件、精神崩潰、自然災害或生意失敗等。我們第一個問自己的問題是：「如何處理這樣的痛苦？」接著問：「我們該怎麼辦？」無論是哪一個問題都沒有正確答案，但是，無庸置疑地，每個治療師都需要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敏感度，找到最適合的答案。處理人們的痛苦時，覺察治療師的實務情境（在醫院工作與在私人工作室工作是非常不同的），以及個案前來求助的具體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在家族治療的發展中，很多著作提到與改變有關的理論，並圍繞在幫助家庭最有效的策略上。遺憾的是，提到有關治療師在治療中「與家庭帶來的痛苦待在一起」的技巧的問張卻是少之又少。確實，在面對失去孩子或重要家庭成員的悲劇時，很多家庭會採取否認的防衛策略，以拒絕接受發生之事，否則會太過痛苦。治療師也會採用相似的防衛。
由於恐懼承擔過度的悲傷，許多治療師會尋找待在家庭的絕望之外的方法，藉由利用許多正當的理由及合理化，讓自己待在安全地帶。有些時候，非常「利他主義」的治療師，最終會承擔起家庭帶來的痛苦，就好像「是他們自己的」痛苦一樣，跨越了什麼是家庭所擔心的和什麼是屬於治療師的這條界線。面對家庭的悲傷時，保持沉默、與家庭的痛苦待在一起，是能夠實踐與家庭悲傷進行情感對頻的兩種關係模式。在沉默中，治療師設身處地地關注父母雙方失去孩子的感受，並將這設身處地所理解的感受，與會談中不同家庭成員所傳遞的非語言訊號連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