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克原理—就是：大多數的社會過程都有結構，這個結構幾乎會確保某一組狀況只要假以時日就會發生。這些狀況實際上要求人們去做或說某些事，因為有其他事情的發生，令他們的必須那樣做，那些事情的影響力大於田野工作者在場的社會狀況。
我確實希望讀者知道在第六大道上討生活的人，其人生被各種社會力量所產生、支持，且/或被複雜化。但我相信並沒有便捷之道可以避開民族誌謬誤。假如民族誌學家因為無法得到真憑實據的鐵證，就避不進行限制和機會的分析，他們就會留下一種不正確的印象，以為這些顯而易見的行為都是自然發生的。而民族誌學家若是容許理論支配資料，且以扭曲所見來遮蓋「事實」，就會把本可謹慎從事的工作變成一場鬧劇，
兩者之間有一個中間立場：在每一步上都盡力理解個人生活與大環境的力量之間的關連，當自己都無法確定這些力量如何作用在個人生活時，就承認自己不確定。我想，那會是忠於職責的學者最佳的作法，我也希望讀者能明顯注意到我在書中自覺不確定的時刻。
一個社會中若存在高度的經濟不平等、種族主義、文盲、毒品依賴，以及從精神病院和監獄過渡至工作和家庭的銜接不足的情況，就會有大量的人無法照著正式體制的要求過日子。如此看來，該社會正確的因應方式，不是將那些也是社會創造出來的被棄者逐出公共空間。一個存在著赤貧人口的城市能否安康，關鍵在於讓那些邊緣人群有從事自主創業活動的機會。
在面對令人失意的社會狀況時，總有些人選擇放棄。但我們看到在第六大到上討生活的人是如此不區不饒地堅持著，他們努力不要放棄希望，我們應該推崇他們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