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音樂做運動
課程名稱：大學生與空間改造（畢恆達老師）
日期：2019年3月3日
地點：臺大城鄉所
主題：用音樂做運動
講者：陳柏偉
記錄：林文揚
我前幾天在做個簡報檔的時候才發現我很久沒有講這個題目。我在清大有一個通識課在教音樂創作，我要講說我如何用音樂做運動，我大概講自己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大概可以分成三種的：
- 有關社會結構的：社會是什麼樣子、要去改變什麼社會的什麼？
- 有關社會結構中的人如何行動？
- 人，怎麼了？
近晚期十年我才又更進入到人到底怎麼了，我們覺得受苦的人、受壓迫的人他們怎麼了，他們不一定可以在問題中看到答案。
這些人怎麼了，不一定只跟社會有關，沒辦法那麼快的得到一個答案，這個是我自己在社會運動裡面參與的思考，後來也發現這是反映我如何和不同的人互動的面向。
所以今天會講這三個部分。
音樂能改變世界嗎？
1985年的Live Aid，用複雜的眼光來看一定是，改變世界一定不只是單一因素，我每次第一節放的都是那個，世界的記錄片，有關世界貧窮問題，搖滾救貧窮。愛爾蘭的歌手，他們在1984、1985年的時候，因為BBC去英國播放衣索比亞飢餓的畫面，而且英國是老牌的殖民國，他們心生愧疚感，所以希望發起搖滾演唱會，向西方、歐美的人募款。
為什麼會講這個？因為每次跟學生說音樂能不能改變，音樂沒辦法改變世界，但是可以幫助某些運動、行動，可以在改變世界的行列幫推一把。
1985年發生什麼事？援助演唱會的計畫是愛爾蘭發起的，美國也弄了一個Usa for Africa出一張專輯We are the world？
當年我也深受感動，我大概是國三或高一，我也想貢獻自己一份心力所以去找那張唱片。
我小時候住高雄。這件事情其實好像讓我在我的心裡面好像有一種東西，覺得音樂好像可以改變世界，但改變世界是什麼我不知道。
可是後來非洲發生什麼事情，忘記了，只記到we are the world。一直到我開始幫大學生上課，放紀錄片之後，才知道當年這兩個人除了辦了1985年大型演唱會之外還做了不少事，像B就為了改善非洲貧窮問題、爭取HIV補助，他花了很多時間在八大工業國的政治遊說，甚至也辦了第二次的live aid。
他們其實做了一連串事情，這是在我長大、甚至中年之後。
音樂好像有點關係，而是透過音樂或相關的行動他好像產生一點作用 但是什麼作用呢？很複雜
1996年關廠工人抗爭
我還在讀城鄉所
1980年末的社會狀況
- 1986/12/24、27
- 1987/1/20解除
- 1987/7/15解除戒嚴
- 1988/1/13蔣經國逝世
在講自己故事之前要說是什麼樣的情況就投入社會運動到現在。
我1970年生的，所以1980年代末我是高中生年紀。
這是我親身參與的，以前辦舞會要偷偷辦，但是1986年底官方突然辦了高中升高職生舞會。他其實也看到一個趨勢，這種東西要再禁下去也沒意思。
我是當天在高雄的主持人，我其實不太記得。前天才去搜尋新聞，看到人間雜誌，記得當天音樂放下去，市長就下去跳跳跳，然後突然主持人就宣布請大家回座位，因為要看表演。
道德重整合唱團、進化歌曲。
裡面有描述當場有很多教官、警察，當時會學生的騷動很不以為然，我覺得那個舞會其實就是非常，體現非常矛盾的元素在裡面，年輕人想要爆發、跳舞的能量想要出來，然後大人知道他包不住，所以官方的舞會想要包住一些東西。
當年的高中生來講，我們其實開始聞到大我們幾歲的氣氛。1987年解除高中生髮禁，我們那時候要理三分頭，我記得那時候是高中二年級，髮禁解除的時候我們班下課就一起去燙頭髮。
髮禁開了之後他們就去理光頭，教官非常不高興，這當然是年輕人反叛的姿態，對於我們其實聞到一個非常大的變化，不只在校園而是社會上。
所以每天翻開報紙，以前沒有叫社會運動，只說這些人為了自己的權利救濟所以出來，每個新聞都是這樣。以前高雄火車站三天都有遊行，超美的。
1988年蔣經國逝世
這樣的社會狀況對當時年輕人來說是很大的衝擊。我在1988年進入大學，讀了一學期很悶，我大概是1990年初回到校園。1989年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然後台灣的高中生大學生在官方的那個，其實有點暗示、鼓勵策動下有去中正廟聲援北京的活動。
90年代的學生運動
1990年一群台大學生到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萬年國代，結果所有大學生都跑到中正紀念堂去了。1989年的時候學校教官、或情治體系其實默許學生坐在中正紀念堂聲援北京活動。我覺得他們在盤算之前他們靜坐沒事，所以我們靜坐也沒事。
我感受到那種浪潮，我要參與進去。1990年三月學運的時候我剛回學校其實有點忙，但每天看著電視很多同學去，可是五月的時候李登輝提名郝柏村當行政院長，又有學生跟台大老師跑到中正紀念堂靜坐，那時候其實就忍不住了，就跑去，一去集會的現場就認識很多學生，文化大學的、台大的、社團。
文化大學的學運社團其實是地下組織，在學校成立社團要經過社團中心。
（1980年代學生運動最蓬勃的是台大再過來其實是文化跟輔大）
在運動中唱歌；在唱歌中運動；在唱歌中，唱歌
對我來說我很喜歡唱歌，高中大學都有組樂團，可是已經參與學生運動，所以事情很多，要參加校際的串連或遊行要參加。那時候在辛亥路後門好像有個pub，我們樂團在那邊唱歌，然後好像有一個參與環保聯盟的台大的學生跟我說，1991年吧，他說我們在台電大樓晚上有反核的晚會你們要不要來唱 我說好，但不知道要唱什麼，因為那都是唱copy的。因為這樣，就開始第一次做歌。
以前大學做的歌都沒有錄起來，是後來黑手那卡西把一些以前的歌放進去，以前歌詞都沒再寫，所以要靠記憶回想。
這首歌在做的時候沒有去過貢寮，大概也是在讀書會或上街的時候才知道核四的爭議。沒有真正去過貢寮，所以不知道居民在想什麼，我大概知道核四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時因為沒有人在寫歌，所以寫出來大家就覺得好，在這樣的運動裡面其實唱歌，你會覺得你歌唱出來你會有反應，好像你真的會做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真的讓我覺得我真的可以在運動中貢獻、改變的是1992年基隆客運罷工
1992年的基隆客運罷工
基隆客運罷工當時是很大的事情，因為1990年大家抗議郝柏村當行政院長，但他還是當了，他一上台就是保守派的作法，他說一定要打擊社運流氓，還有一清專案，他想用類似的方式打擊社運份子。
他對當年晚上去唱KTV的人不滿，在那樣的狀況下，其實台灣各個社運領域的人其實都蠻悶的，你任何合法的抗爭其實都會受到國家的威脅。
1992年基隆客運工會裡面按照工會法就罷工下去，但是他們就把所有人開除下去，所以開始找基隆市的勞工局抗議，但沒用他只能罰資方大概三萬塊。所以去勞委會，但還是沒辦法，他們就想說這個事情一定不能就這樣算了。
那時候的學生運動其實有很強的連結，所以全台灣的社運份子就到基隆客運工會幫忙。
我那時候就想說可以做一首歌，但不知道做什麼歌，就跟核能那首一樣只能想像。但我就想像運動現場會是什麼狀況，所以就寫這樣的詞，但太單調所以編舞，有簡單的踏步，工人就很開心，說很感謝有大學生來幫助我們。
你在現場，你的歌雖然不怎麼樣，但是你讓他們一起唱出來、有動作的時候….後來有一些研究說，人們一起唱歌的時候，腦內會分泌出催產素，是人在性高潮的時候會發生的，然後我們會有一種感覺，就是我和你是一體的，一起唱歌的時候會有這個感覺，我和你是一起的，我們在一起的。
在運動中我就和大家一起唱，這是一個重要的經驗。
我沒辦法描述，我有的字彙、我對這件事情的瞭解就只是這樣。好像只是喊口號但無所謂，他這首歌帶到現場跟這邊的人產生這樣的效果。
我等一下會唱幾首，我想要比較的是，我比較熟悉的運動，唱起來的感覺不同。
笑死人(第一名)
我蠻喜歡這首歌，因為有很多話可以講。
我想要在運動中貢獻自己的能力的話 可以透過閱讀資料就瞭解他們的心聲嗎
1996與關廠工人一起寫歌
我自己其實寫不出來，所以邀請他們一起來寫歌，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這首歌後來還是經過我的修正，但就是一群工委會的幹部、還有一些工人。
這是1996年紡織業要往印尼的時候，因為當年有個廣告「福氣啦」，這個東西我們後來還發現，只要經濟出現狀況維士比就會出這個廣告。
我覺得在那個抗爭過程中，尤其在漫長的抗爭過程裡面一起唱歌是很好的，不然很無聊，在抗爭過程中的確需要情緒的發洩。
後來有人跟我們講說，為什麼你的歌其他工人就不會唱？為什麼唱我們的歌？誰會唱我們的歌？有參加過類似抗爭活動的人會熟悉，你沒參加過，我們的歌很不熟悉
只有工人或是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很多人也會唱。
我覺得福氣個屁也是關鍵對我的創作或怎麼思考運動的關鍵。
我嘗試不要把創作只放在自己的身上，能不能把自己創作的經驗放在運動中的人，能不能創造出新的文化產品出來，不要只放在我身上，因為我那時候其實江郎才盡。
我被要求要做歌，但其實做不太出來。曲子的發想、歌詞都是一起發想討論的過程裡面的，我在1996年初正式地進到工人領域工作，那時候為了出一張CD所以組成一個樂隊，當時我的同學楊友仁有個樂隊就把他拉進來一起演奏。
黑手那卡西正式的樂團起來，其實很多還都是讀過大學的知識份子或是參與過社會運動，在一個狀況下接觸到黑手，然後在什麼樣的時間可以創作，但那無所謂。
黑手後來創作的重點其實不在自己，而是把運動中某些心聲表達出來。
我來放一首歌
1997年台北市公娼抗爭
那時候其實挑起社會很大的抗爭，那時候就是緩衝兩年廢除公娼之後，當時的公娼自救會就變成關懷協會。
我們想要對社會說一些什麼樣的話，就跟他們做了一個討論，甚至邀請他們自己來唱。
這首歌傳播出去之後很多日日春的志工聽了都說很感動，然後說可以幫忙什麼。
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是公娼的聲音出現了，他聽到某種跟社會階級不同的聲音。
我覺得這首歌比較有趣的是，阿姨們有點不滿意，後來改了一些歌詞，旋律不好唱，麗君都說我一定要在旁邊。
但這還是會有一個問題是，這個曲子還是我做的，跟他們身上的節奏感韻律感還是不太一樣，他們的階級。
我們會覺得一般的流行音樂朗朗上口因為我們常常聽唱所以習慣了，比如說我們對於節奏的習慣、對於這個音到下個音的習慣。
我們有沒有辦法歌詞是當事人、曲子也是當事人出來呢？這個當然經過很長的時間
1998年、1999年兩次工作坊
我們和國際家庭協會、嫁到台灣的配偶，我們想作一個角色，我們這樣做音樂的知識份子能不能再退下去，能不能歌詞字句、曲子都由他們做出來、他們的文化。
這個工作坊可能進行一年多曲子才出來，後來又修改。他在描述他在29歲那年做接電的過程被高壓電擊，後來節肢了，回家之後熟悉一樣的房子，但肢體不一樣，空間好像不一樣了，以前覺得好像很簡單小小的動作，現在沒辦法好好做。
同時我們看到，運動可不可以成功這件事情，音樂在很多文化形式中其實有助於這個運動的推行。尤其在工傷協會裡面搞了很多，他們推動職災保護法 這些文化產品很大一部分會讓公眾關注，人們會透過這樣認識這個團體的訴求。
當然所有文化產品不一定是主要的，但他擴大了某種情緒的力量，改變了人們某方面抗爭嚴肅、激烈的想法。
那我再來講另外一個例子哦，來聽一個跟城鄉所有點關係的吧
樂生保存運動起來的時候其實很多學生有投入，越吸引很多年輕的人進來裡面。
楊友仁現在在東海社會系，莊育麟進去的時候也是在居民之間、學生組織的工作，但他發揮很大的一件事情是，讓音樂成為樂迷之間的情感交流。
後來黑手音樂的時間比較多放在如何讓抗爭的主體、那些人可以唱出自己的訴求。
我們在台灣國際家庭協會的工作坊裡面做了這首
我覺得我們在和他們的合作裡面，我們嘗試到最極限。由參與者他們決定要說什麼、唱什麼故事、哼出自己的曲調，這其實很不容易，每個人對音樂的掌握的能力。
我們自己嘗試做的用小團體的形式、工作坊的形式，我讓經驗相似的人聚在一起，或是我從旁協助，當他還找不到音樂的旋律或故事，怎麼樣把它的故事整理出一個故事出來，好像我們這樣有經驗的人可以做出這樣的事情。
可能這是我自己，是我覺得以音樂能夠改變世界最大的能力。每個人有不同的能力，有些音樂家、歌手其實可以寫出非常好的歌曲，可以在議題運動裡面宣傳，但是你要他跟很多講話講不清楚的人、要讓他們作居民的參與，那不一定。
可是對我自己來說，發現我自己的能力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合作的這些團體、關廠工人說我不識字，慢慢發展成一種方式，就是說，只是讓人們把自己的經驗用習慣的方式表達出來，一部份是對當事人培力的作用，至少是他發現自己可以做到這件事。
在某些狀況下，我覺得發不出聲音的人可以發出聲音，我覺得這是我做得很好也可以做的部分。
我其實在2007年黑手在樂生辦的第一次演唱會的時候，其實開始有一點因為個人或結構的因素，我在2010年進入輔大心理博士班也有關係，在這過程裡面我一方面參加黑手的運動製作之外，其實慢慢開始在其他場域裡面和不同人們做音樂。
我有在監獄裡面、和家庭暴力犯、酒駕毒癮的人一起做工作坊，也有在慢性精神病的人一起創作歌曲。
從他們的互動、和他們創作出來的東西，我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說唱歌好像不一定要先聲明什麼，我一定要改變世界什麼的，而是他在真正表達的時候，就已經規定好人們什麼時候可以唱歌。我覺得他表達出來就是一個很大的抗議了
他可能沒辦法像是社會運動有這樣的改變，整個運動的動能，我不知道，我認為很多壓迫的結構都要改變，但是怎麼改變起？有人從政策、有人從地方。
那有一種，他沒有什麼社會正當性，他被壓迫的很慘，他不一定很窮或怎樣，譬如說罪犯，我們曾經去聽過他的心聲為什麼犯這個罪呢？好像沒有。
我們來聽一個家庭暴力罪犯的，他傷害他的母親。
再聽一首松德醫院精神院區創作班的。很多歌詞是你一言我一句講出來的，我覺得我很喜歡這些歌啊。
我們是媽媽的心肝寶貝
解散後看待其他人的發展、還有自己有什麼樣的想法？我自己還持續和不同人做工作坊，我覺得很愉快。我很喜歡阿達那種轉變，但不是說過去不好，到後面唱歌就是唱歌，也是有意義的，不一定要為某個遠大的政治目的唱歌，那種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政治。
我當然還會想要繼續表演唱歌，但表演唱歌什麼我不知道，可能是因為已經老了所以不一定一定要做什麼。
當時我們在黑鳥樂隊、噪音合作社、新工人藝術團，香港前社運份子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以他們不願意上大場，其實他們在私下還是做很多社區參與。
你怎麼設定這首歌打算作什麼？他在製作出來的旋律或什麼的話，出現的就不一樣，如果我要大家一起唱的話就會用精簡的歌詞口號，如果我要抒情就會要大家掉眼淚。有時候在創作的當下其實沒有想好，但其實內心還是有設定。
課後心得
「音樂可以改變世界嗎？」
真的很佩服柏偉可以一步步找到自己用音樂改變世界的方式。從過去參與工運社運，關廠工人、基隆客運罷工、公娼、工傷協會、外籍配偶，他不斷追求的是讓自己到幕後的位置，讓運動的主角們發揮自己的主體性，由他們自己來唱出自己的心聲。
他現在也持續在監獄、精神病院中開設共同工作坊，繼續帶領著創作歌曲，這也是他自己很喜歡做的事情。
我自己在人生百味工作，聽完之後深深覺得無家者議題中一直都沒有像這樣代表性的社運歌曲，希望某天也能邀請街上的無家者一起來創作歌曲，讓他們親自發出自己的聲音。
柏偉的聲音和他所做的事情都一樣，都讓人覺得非常溫暖。就我自己過去城鄉放送局到各地表演的經驗來說，要完全把自己完全置身在運動和議題之中，並引導無法發聲的族群發出自己的聲音，真的是困難又偉大的一件事啊。
音樂到底能不能改變世界呢？我相信可以的。
同場加映：無家者的集體創作
- 《我要離開台北車頭》
- 《流浪的日子》